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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领导者的修养、智慧和方法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各们同志、各们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应邀讲的题目是《浅谈领导者的修养、智慧和方法》,不知对在座的同志有没有一点参考作用。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大家都知道这样两句话:一句叫“隔行如隔山”,另一句叫“隔行不隔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讲我们中国的。有一部《历史人物传略》,共收入200位历史人物,其中军人出身或有过军旅生涯的就有113位。如古代的姜尚、孙武、吴起、孙膑、曹操、诸葛亮……以及近代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黄兴等等,都是著的军事家。他们的非凡成就,无不与军旅生涯的刻苦磨炼密切相关。
另一个例子是讲美国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世界500强企业里面,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经理、董事一级的有5000多名。美国任何一所商学院都没有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管理人才。由此,美国的商学院和企业界纷纷开始向部队和军校寻找培养优秀工商管理人才的智慧和经验。
军营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绝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其原因大体说来有样三个方面。
首先,军人的职业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职业,其分工之精细,岗位之齐全,门类之繁多,几乎可以和社会上任何职业相衔接。人类社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军队不仅是最早、最严谨的社会组织之一,而且社会上最初的各部门内部之分工,也往往是从军队这个“母体”里分娩出来的。这种情况,至今还有。
其次,任何时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总是最先应用到军事领域,任何时代的战争都是那个时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大展示,军事领域里的变革始终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这是一条规律。从古至今,几次大的军事变革都是如此。人与装备和技术相结合,不但形成了战斗力,同时也随之会培养出大批的人才。
第三,军旅生涯对人的意志、品格的磨砺,精神境界的升华,组织纪律的培养,更是其他青年所难以企及和比拟的。有道是“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美国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曾经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天才和伟人往往与士兵的经历有着不解之缘。”这是因为,“服从、训练和纪律是士兵的灵魂,这些对于天才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军营培养了作风,锻炼了意志,强健了体魄,铸造了品格,学到了本领。人生有了这样的磨练和经历,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到地方,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遭遇逆境,都能挺直腰杆,勇往直前,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创造出人生的辉煌。
军人职业荟萃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军营生活能造就出时代的精英。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军营不仅是军人建功立业的舞台,而且是培养时代精英的摇篮。“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些响彻军营的嘹亮歌声,真切地道出了广大官兵的共同心声:军营生活多美好,从来军中出英才!
我一直认为,在解放军的将军中,我是最普通、最平凡、最一般的一位。我经常讲,我是一个“三无将军”:一是没有在战斗部队当过兵,一参军就进军校,当学员,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在总部机关和院校工作;二是没上前线打过仗,这是我40多年军旅生涯的最大遗憾;三是没有立过功,可以说是身无寸功。
唯一使我感到自豪一点的,是我曾经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计划生育先进个人。条件还是比较过硬的:31岁谈恋爱,32岁结婚,38岁才要孩子,而且只要一个女儿足矣,39岁就带头做了男性绝育手术,当时我所领导的单位也是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年轻时有两句话支撑着我:一句是“离不开爹娘,成不了栋梁”;另一句是“舍不得娇妻,成不了好汉。”
退休之后,我又说我是一个“三不会”退休干部:一是不会说外语,二是不会用微机,三是不会开汽车。有人说,21世纪的文盲不是指不识字的人,上述“三不会”的人就算文盲。如此说来,我的确算得上是个“文盲”,大体上还是个“科盲”。
要说“将军之道”,我觉得讲得最全面、最权威的,还是古代的孙武。他在《孙子兵法》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就是说为将之人,应该具备五条标准:第一是“智”──虑事决策,动合机宜;第二是“信”──言无虚发,发而必行;第三是“仁”──治军抚民,如待赤子;第四是“勇”──沉毅果敢,临危不惧;第五是“严”──律己待人,必敬必庄。为将之人,讲究将德、将才、将风。只有具备上述五条,才可称为良将。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个人的一些体会,准备讲三个部分:一、关于领导工作的十个问题;二、领导者应具备的五项基本功和提高领导素质的五条途径;三、送给大家一些“礼物”,也就是十句话。
 
 
 
第一部分:关于领导工作的十个问题
 
一、首先讲讲养生之道──健康是福,生命至上
我们军人,一般讲究要具备五大素质: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技术素质、领导管理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其中身体心理素质尤为重要。它在军人素质结构里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个基础性、前提性的东西。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就说过:身体是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一个人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健康,则德与才也就无从谈起了。身心健康,无论对于什么人都很重要,对于军人来说则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心健康是军人的第一标志,体育是军人永远毕不了业的一门主课。没有健康的身体、宽阔的心胸、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干不好的。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5岁以前算中年人,65岁至74岁算青年老年人,75岁至90岁才真正算是老年人,90岁至120岁算高龄老年人。根据生物学的原理,哺乳动物的寿命是其生长期的5倍至6倍。人的生长期是用最后一颗牙齿长出来的时间(20至25岁)来计算的,因此人的寿命最短应是100岁,最长应是150岁,公认人的正常寿命应是120岁。0至60岁是生命的第一个春天,播种耕耘、辛勤劳作;61至120岁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金色收获、温馨从容。
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少有人活到如此高龄。原因何在呢?多数人不是自然死亡(自然死亡指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而是死于疾病,死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死于愚昧无知。一些人开玩笑说:“肚子大,脖子粗,不是经理是伙夫。”科学研究证明,人的寿命长短,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影响。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健康就是金子”这一理念,目的就是号召大家重视自身健康。而健康的钥匙,正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今年,一些堪称“大腕”级的人物,如书法家刘炳森,美术家陈逸飞,表演艺术家古月、高秀敏、傅彪,先后英年早逝,令人感到震惊和痛惜,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和警惕。
既然身心健康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算身心健康呢?
前几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人的健康的标准,它指出:包括人的肌体、精神和社会适应三方面均应处于完美状态,才能称之为健康。具体说来,肌体健康用“五快”来衡量,精神和社会适应用“三好”来衡量,综合起来就是八大标准。
“五快”是:
1、吃得快:进食时有很好的胃口,能快速吃完一餐饭而不挑剔食物,说明你食欲好,消化系统功能正常。
2、说得快:语言表达准确,说话流利,说明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中气充足,神经系统正常。
3、睡得快:上床后能很快入睡,且睡得深,醒后精神饱满,头脑清醒,说明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抑制功能协调,且内脏无病理信息干扰。
4、便得快:一旦有便意时,能很快排泄大小便,且感觉轻松自在,在精神上有一种很好的感觉,说明你的消化和排泄系统功能正常。
5、走得快:行动自如,身体敏捷,说明你的体力强壮、精力充沛。俗话说“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老”。走得快是吃得快、说得快、睡得快、便得快的综合反映和体现。我所敬仰的百岁将军孙毅,有这样一句名言:“健康长寿,始于足下。”说得很有道理。
“三好”是:
1、良好的个性:性格温和,意志坚强,感情丰富,具有坦荡的胸怀与达观的心境。
2、良好的处世能力:看问题客观现实,具有自我控制能力,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事物的变迁能始终保持良好的情绪,能保持对社会外环境与肌体内环境的平衡。
3、良好的人际关系:待人接物大度和善,不过分计较,能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衡量一下:自己的身心是否健康?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了“五快”、“三好”这八大标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身心健康呢?我国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提出了这样四句话:一个中心,两个要点,三大作风,八项原则。
一个中心:就是以健康为中心。因为健康失去了,那你就什么也没有了,21世纪就是要以健康为中心。现在,人们经常讲,如果把身体比作“1”的话,那么其他种种只能算作“0”。“0”多不是坏事,但前提是要有健康的“1”。而对那些爱你的人和你所爱的人来说,名利、地位、金钱等等“0”都不过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而你平和的笑容和坚强的臂膀,才是他们每天最希望看到的“灿烂”。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这个十分简单而又极为重要的道理:把“1”放在“0”的前面。
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要胡涂一点。为什么呢?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叶帅: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诸葛亮一辈子做事小心谨慎、细致周到。吕端这个宰相呢?他大事不胡涂。有人告到皇帝那里去,说吕端这个宰相是老胡涂。皇帝说:“他哪里老胡涂?你才是胡涂蛋呢!吕端这个宰相小事胡涂,大事清楚。”这是表扬真正聪明的人啊!如果大事胡涂、小事清楚,整天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种人才是笨蛋。第二个要点是潇洒一点。度量大一些,风格高一些,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为人处事多好啊!
三大作风:就是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
八项原则:就是“四大基石”、“四个最好”,这些都是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最好”是: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心情是宁静,最好的运动是步行。
遵从上述这些原则,基本上不用吃什么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健康八九十,百岁不是梦”。
现在,有些人的心理问题比较突出,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不同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叫“利导思维”,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大家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另一种叫“弊导思维”,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遇到什么事都想不开、放不下。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讲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同样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显然,我们应该尽量学会“利导思维”,尽量避免“弊导思维”。这样,我们就能对生活抱一种达观的态度,就不会稍有不如意,就自怨自艾,陷于苦恼之中,而不能让快乐永伴身旁。
 
二、简单讲讲人生之道──弄清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
人生一世,不能胡里胡涂地活着,应该搞清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这样的大问题。我们部队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这“三观”称作是人生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的问题解决好了,人生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就好办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思考人生问题,不过那时更多地是偏重于憧憬和展望;人在接近老年以后也喜欢思考人生问题,这时更多地是偏重于回味和总结。
前几年我和一位作家交谈人生问题,我说了两条:第一条,人生要有意义。也就是说要有价值,总不能白来世上走一趟,要为社会或是增加一些物质财富,或是增加一些精神财富,总之,要做些什么才行。第二条,人生要有意思。要有点健康的情趣、爱好、特长,使自己的人生有滋有味,过得高兴、快乐、潇洒。
关于人生之道,我准备简单讲如下几点,有的是从古人、哲人那里学来的,有的是我自己的思考所得。
(一)人生“三阶段”
   1、第一个阶段:学习、准备阶段。从出生、上学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一个阶段大概要20多年时间。
2、第二个阶段:工作、贡献阶段。从开始工作直到退休,这个阶段对于人的一生最关键、最重要,从时间上讲也最漫长,一般总要有那么三四十年的时间。
3、第三个阶段:退休、养老阶段。从退休到死亡,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这一个阶段一般也有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人生的第一、第三阶段,从总体上说属于消费者,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属于生产者、工作者、贡献者。如果人生第二阶段的贡献大于第一、第三阶段的消费,人生就有价值、有意义。如果人生第二阶段的贡献,仅仅等于第一、第三阶段的消费,那么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社会上就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如果人生第二阶段的贡献,小于第一、第三阶段的消费,那你对社会就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甚至有罪。这里所指当然残疾人除外,他们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二)人生三阶段的任务
 人生三阶段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任务。
 1、人生第一阶段的任务:成人、成才、成家。保证成人,力争成才,适时成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2、人生第二阶段的任务: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这“三立”又称作“三不朽”,是古书《左传》上讲的。“立德”,就是树立人格道德榜样;“立功”,就是建功立业;“立言”,就是你有著作,有新的思想言论,有助于人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古人认为人的道德、功业、言论是很重要的,所以叫作“三立”。人要在“三立”方面都有所贡献,或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这样的人虽然死了,但他却是不朽的。
 3、人生第三阶段的任务:有福、有禄、有寿。人进入老年是收获的季节、总结的季节。古人讲究“福、禄、寿”,如果一个老人这三方面都有了,那他的人生就算得上圆满了。
(三)孔子提倡人的一生要做到“三戒”
 在孔子的晚年,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把人的养生和修身之道概括为“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孔子提出,在人生的青年、壮年、老年这三个阶段,要分别侧重警惕三件事:年轻时不要沉迷于男女之情,壮年时不要好胜喜斗,老年时不要贪得无厌。
(四)孟子强调人的一生要努力做到“三不”
 孟子强调人们要培养“浩然正气”,努力做到“三不”,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说,人生在三种情况下要正确对待:富和贵时不能心意放荡,贫和贱时不能改变节操,碰到威势和武力时不能志气屈服。
孔子说的“三戒”,孟子说的“三不”,既是他们的养生之道,更是他们修身之道,二者是一致的,且有异曲同工之妙。在2500多年以前,孔子活到73岁,被称为圣人;孟子活到84岁,被称为亚圣。他们不但做到了健康长寿,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永垂不朽。
(五)人生“三间”
长期以来,我还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是生活在什么“中间”的?思考的结果是这样三条:
1、人,生活在“时间”之中,──生命的历程应该力求尽可能地长。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喜欢这样两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2、人,生活在“空间”之中,──活动的范围应该力求尽可能地广。我国古代人们就崇尚“好男儿志在四方”,“人生到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气度决定高度,视野决定事业。
3、人,生活在“人间”之中,──人际关系应该力求尽可能地好。孔子曰“仁者爱人”,现在歌曲唱“洒向人间都是爱”。
由人生“三间”,想到物体“三维”,又联想到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形象:长×宽×高。
长、宽、高原是用于计算物体体积的,把它们用来描绘领导者的形象,富有新的含意。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成为一名优秀领导者,必须长、宽、高三者兼备。
所谓长,就是领导者一定要有所特长、有所优长、有所专长。与别人相比,只有有所长处,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能成为群众的表率。特别能团结人,是当好领导者应当努力具备的特长。作为主要领导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各方面都长于别人,但在特别能团结人上,应当长于别人。不能用别人的长处,就是自己的短处。
所谓宽,就是眼界特别开阔、胸怀特别宽阔,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如果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嫉贤妒能,这样的领导者肯定是不会受到群众的信赖与拥护的。
所谓高,就是思想境界高,道德品质高,牢固树立领导者是人民公仆的思想,公道正派,清正廉洁,不患得患失,不贪图享受。
长、宽、高是相辅相成的,三者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立体”高大的形象。如果只存其二,就只能构成一个单调的“平面”。
三、新官之道──新官上任“三不搞”
这里所说的新官,系指三种情况:一种是一个人被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者;一种是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担任领导者;一种是职务得到晋升,担任了更高一级的领导者。
这里所说的新官上任“三不搞”:一是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二是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三是不搞“一个将军一个令”。
说是新官上任“三不搞”,其实我认为,即使成为老官,或者说从事领导工作自始至终,都应该坚持做到“三不搞”。
一是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句老话,古往今来为官民所认同。新上来的领导者要迅速拿出点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打开局面,才能服人,这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但我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应作为为官之大忌。凡是聪明的成熟的有远见的领导者,都不热衷于搞“新官上任三把火”。
毛主席早就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最反对一些“新接任的工作干部”,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也批评,那也指责,指出这样的干部,“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热衷于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使是出于好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做出重大政绩,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给今后的工作造成被动,甚至给人留下笑料。
我们主张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决不是说新官可以满足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是说要先做“拾柴”的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症下药,稳扎稳打,不搞“昙花一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动不动就骂前任。骂前任,实际是给自己出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骂前任,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你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样对你其实很不利。
二是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封建社会,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是由它的社会性质和制度所决定的。但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军队里,决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任的领导者,一定要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公道正派,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慎重地稳妥地处理有关干部的事情。
实践证明,热衷于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表面上好像是很有权威、很有能力的人,实际上却是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群众的人。这种人上任伊始,就亲近、重用少数人,疏远、脱离多数人,既没有打好组织基础,也没有打好群众基础,怎么设想这样的人能够做好工作、取得成绩呢?
热衷于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在他们离任或退休时,住住会显得冷冷清清,成为孤家寡人,可悲而又可怜。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在得势时,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时,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时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失势时离你最远的人。这恐怕是一条规律,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有些人热衷于抬轿子,其目的在于自己坐轿子。要特别注意警惕这种人。
所以,千万不要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亲信,更不要走到哪里便把他们带到哪里。谁也不是傻子。你那样做,在得到这十几个人前呼后拥的时候,必然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且,当你失意时,一定会落得“树倒猢狲散”的结果,那十几个人很有可能最早最快地离你而去。
三是不搞“一个将军一个令”。不搞“一个将军一个令”,包含这样三层意思:一是要注意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不搞“一个班子一张图、一个班子一条路、一个班子一行树”之类的事情;二是领导班子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各行其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三是作为军政“一把手”的主要领导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委的集体领导,不突出个人,不打个人的旗号。
不搞“一个将军一个令”,关键是要消除私心杂念,克服个人名利思想,落实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政“一把手”要按照工作分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切实做到合心、合力、合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四、职责之道──领导者的“三项职责”
关于领导者的职责,可以说出很多条,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三条,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九个字,这说是:出主意,用干部,做表率。前两条是毛主席特别强调的,他早就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后一条是前些年中央军委一位主要领导同志提议加上的。
毛主席所说的“出主意”,主要就是搞谋划的意思,就是谋划、想办法或说是运筹、定计划。自古以来,凡是大有作为的领导者都重视谋划,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讲的就是搞好谋划的重要意义。现代领导科学要求领导者要善于“抽身谋大计”,讲的也是善于“出主意”的意思。
人生要获得成功,有两种能力是必不可缺少的,一种是思想力,一种是行动力。思想力是行动力的先导,行动力是思想力的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个“思”字,由“田”字和“心”字组成,“思”即你“心”中的一片“田”。这个“想”字,由“相”和“心”二字组成,“想”即你“心”中之“相”。人的思想犹如一片田园 ,或者经过辛勤且有计划地耕耘,就可以把这块田地开垦成丰收的良田;或者让它荒芜,任由杂草丛生而一无所获。要想从你的思想中得到丰收,你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积极的行动。
毛主席当年为《新华日报》题词,就是“多思”两个大字。实践证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离不开深入的思考。现在有些领导者,满足于“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提高警惕”,整日忙忙碌碌,结果还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陷入事务主义之中。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官抓小事,小官说大话”,究其原因,也是与缺乏思考有关。
思路决定出路,思想的深度决定工作的力度。领导者一定要“多思”,经常思考一些重大问题,要有主见,有主意。说到“多思”,我经常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毛主席考虑抗美援朝要不要出兵,那真是深思熟虑、多谋善断。他为此整整考虑了一个礼拜,不做声,也不刮胡子,留得那么长。考虑成熟、做出决策之后,开了个会,最高层意见统一了,毛主席才刮胡子。另一个是邓小平同志,“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江西南昌,他每天在那个小院里散步、思索,走出了一条著名的“邓小平小道”。有人说这条“邓小平不道”与后来小平同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某种联系,此话不无道理。2001年5月我退休之后,还专门去那里目睹了那条小道,并沿着小平同志的足迹走了一圈,引起我的许多感慨。有人说,喜欢散步的人多数不是伟人,但伟人多数都喜欢散步。对于伟人来说,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思考。
我自己很一般、很平凡,手脚很笨,也没有什么特长,但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两项习惯,也可以说是两个爱好,一个是散步,一个是读书。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日行万步路,夜读十页书。”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坚持,感到受益匪浅。
领导者不能没有主意,没有点子。出主意主要出大主意、好主意、长主意。出了主意就要一以贯之、贯彻落实。领导者不能没有主意、没有点子,但也不可主意太多、点子太多。没有主意、没有点子,是没有水平的表现;主意太多、点子太多,是不成熟的表现。电影界有一种说法:差的导演没有主意,好的导演有很多主意,伟大的导演只有一个主意。有的领导者,大主意、好主意没有,小主意、小点子特多,昨天一个主意,今天一个点子,朝令夕改,像孙悟空那样,一天七十二变,自己把握不定,部属无所适从,这样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个人也建立不起威信。
领导者怎样做到善于“出主意”呢?我过去归纳过这样六条:一是吃透上头的,这是搞好谋划的方向;二是摸清下头的,这是搞好谋划的基础;三是了解外头的,这是搞好谋划的参考;四是形成自己的,就是做好“结合”的文章,使“上头”、“下头”、“外头”互相结合,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特点的计划、办法;五是变作群众的,就是把领导的意图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六是见到实际的,就是切实见到工作成效,这是工作谋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用干部”,我理解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正确选拔干部,二是善于使用干部。过去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楚霸王英雄凭一勇”,下联是“汉高祖仁义用三杰”。楚汉相争,项羽的本领和实力都在刘邦之上,但他不善于用人,所以失败了。刘邦的本领和实力虽然不如项羽,但他善于用“三杰”(张良、韩信、萧何),所以胜利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识别和选拔干部。自古以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以说,公正用人是廉洁的核心。用对一个人,就可以凝聚人心,调动积极性;用错一个人,就会冷却众人心,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即使在过去,一些成功的商人,也有“传贤不传子”、“不用三爷”之说。所谓“传贤不传子”,就是把事业交给品德高尚、管理能力强的人来领导,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儿子去掌管。所谓“不用三爷”,就是不用自己的少爷、姑爷、舅爷。用这三种人,很可能就脱离了员工,还会把事业搞坏。在干部使用上,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在干部考核工作中,要做到注重德才表现、注重工作实绩、注重群众公论。干部来自群众,又在群众之中,谁强谁弱,谁优谁劣,群众心里最有数,也最有评判的资格。过去我曾说过这么两句话:“部属送给领导的最好礼物是做好工作,领导送给部属的最好礼物是公道正派。”跑官、买官和给官、卖官是最不得人心的腐败现象,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应该坚决加以反对和纠正。领导班子在研究干部问题时,要努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干部的使用,允许有不同意见,但也要注意做到“共识形成于会前,分歧消除于会下”。我在总参原兵种部担任政委时,对干部的使用安排,强调做到这样三条:一是广大干部群众认可,二是领导班子意见一致,三是上级考核批准。这样,一是干部群众服气,二是没有用起来的人自己也服气。
做表率,不仅是一种领导方法,更主要的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做表率,就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严以律已。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古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众对于领导者,总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者做工作,一半靠说,一半靠做。说要给人以启迪,做要给人以榜样。千万不要“台上你说,台下说你”。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的手和他的口距离可以是最近的,因为手最容易摸到口。就是说,如果心手如一、言行一致,那么手与口的距离就最近。一个人的手和他的口距离也可能是最远的,如果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么他的手与口距离就是最远的,何止十万八千里哟!
 
五、为善之道──领导者面临的“三大课题”
领导者面临的三大课题是:做人、做事、做官,这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做人是最根本的,做人比做事、做官更为重要。一个人,事做得怎样,官做得怎样,是他人做得怎样的延伸和体现。做人一生一世,做官一时一地。做人是做事、做官的前提和保证。一个好人不一定做得了好官,但一个好官必定首先是个好人。做人是做官的思想道德基础,做事是做官的能力素质基础。孙中山先生曾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对他做人、做事也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雷锋曾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做官是为了做事,但做事不是为了做官。做官而不做事,或者做事是为了做更大的官,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态度。有的人原来还可以,但后来做了官,而且越做越大,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会做官了,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会做人了。这样的官终究不是好官,也算不得好人。总之,好人不一定当得了好官,但好官一定要是个好人,而且还要为大家多做好事。我国古往今来一贯强调“做官先做人”,只有先做个好人,才有可能做个好官。做不做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人、做事。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做事。做聪明人易,做善良人难。做人、做事、做官,都要行善,不能做恶。
有的领导者提出,做官要牢记八个大字:一要干活,二要干净。其实,干活就是做事,干净就是做人。这个提法很好,这两者是个浑然的统一体。它像车之两轮,只有一个不行,只有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车子才能跑得快、跑得稳。它又像鸟之两翼,只有一只不行,只有两只翅膀同时飞翔,才能飞得高、飞得远。
焦裕禄、孔繁森以及党的无数好干部,之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受到群众的拥戴,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什么官,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好人,是因为他们为人民办了实事、做了好事、行了善事。
领导者要处理好面临的三大课题,就要做到: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官。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做人要吃得亏,做事要吃得苦,做官要吃得淡。所谓“吃得淡”,就是要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捞油水。官场上有所谓“59岁现象”,有些人趁退下来之前大捞一把,结果晚节不保,自毁前程。我认为,作为为官之人,能够“光荣退休,安全着陆”,既是一个最低标准,也是一个最高标准。
 
六、力量之道──领导者应该具备“三种力量”
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三种力量:一是真理的力量,二是知识的力量,三是人格的力量。
(一)具备真理的力量。所谓真理,简单说来,就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
外国有位哲人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还有人说:真理好比燧石,它受到的打击越多,它迸发出的真理的火花也就越多。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一贯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所谓真理的力量,就是你所宣传、所提倡的东西,合乎客观实际,体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正义,反映时代潮流。
领导者要具备真理的力量,就不但要学习真理、掌握真理,而且要捍卫真理、实践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必要时为真理而献身。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人、教育人、感染人。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会是真话。领导者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怎样才能做到坚持真理呢?陈云同志生前经常强调九个大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做到这九个大字,就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二)具备知识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说过的一句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在领导工作中体现得特别明显。领导者知识的含量与他所进行的领导工作的力量成正比。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就曾讲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说,缺乏知识含量的领导工作是苍白的领导工作,而苍白的领导工作是不可能具备多大力量的。
现在有一种新的观念,叫“知识服务”。意思是说,领导者要真正做到的执政为民,依赖的不是权力,而是知识。运用知识,服务到位,增强服务的有效性,就是“知识服务”。领导者知识贫乏,思维就不会开阔,方法就不会灵活,就很难做好领导工作。
领导者不要高人一头,但要力争高人一筹。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应该保持一定的知识差、信息差、水平差、时间差。有些领导者知识层次太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读书时间太少、调查研究太少,各种应酬太多、形式主义太多,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书学习和扎实工作上。知识贫乏是领导者的大忌。领导者既要有知识的深度,又要有知识的广度,还应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三)具备人格的力量。作为领导者,如果只具备真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那还是不行的,还必须具备人格的力量。
所谓人格,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内在综合品质及其控制机制,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行为等的惯常模式。人格力量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就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
领导者发挥人格力量,就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样你说话、办事就具有号召力和亲和力,令人心悦诚服、愿意接受。我们在工作中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话,有的人去说就“一言九鼎”,有的人去说却“一文不值”;同样一件事,有的人去办就顺利,有的人去办就困难。这就是因为有的人具备人格的力量,有的人不具备人格的力量。人格好、人缘好、人品好,人家就信任你、佩服你,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
一个称职的优秀的领导者,在部属的心目中,应具有“三长”的形象,这就是兄长、师长、首长。要有兄长的爱心,师长的水平,首长的威信。
谈到人格力量,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后,我在北京参加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亲眼目睹了“十里长街送总理,万民肃立心相随”的感人情景,亲身体验了“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真挚感情。从周总理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格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可以超越时空和国家界限的。
周总理逝世后,设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从来没有为谁降半旗。为周总理降半旗,开始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不理解,他们向联合国总部提出疑问:我们国家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国旗依然升得那么高,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是政府首脑,不是国家元首,为什么要为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出来,站在联合国总部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为简短的讲话,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在国内外却没有一分钱自己的存款!二、中国有9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周恩来无限热爱全国人民,无限热爱全国青年,但他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他说完转身就走,广场上众多外交官个个哑口无言。他们都被周总理高尚的人格折服了,面对半旗垂落,低头默哀。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七、照官之道──衡量领导者的“三面镜子”
唐太宗李世民在敢于死谏的宰相魏征去世之后,十分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此后,唐太宗的“三镜”之说,便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其实,对于现在的各级领导者来说,从其走马上任、工作调动、卸任退休直至最后死亡,客观上也有“三面镜子”,照出这些人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或美或丑的真实面目来。
第一面“镜子”是:以“调”为镜,可以见优劣。领导者调动工作时,群众反映如何,是赞颂,还是詈骂,大体上可以作为这个领导者在任期间品德好坏、政绩优劣的鉴定。有的领导者调动工作时,群众含泪相送夸政绩;有的领导者调动工作时,群众燃放鞭炮送瘟神。谁廉谁贪,谁优谁劣,群众强烈的爱憎之情和不同的送别场景,就是最公开、最公正、最公平的打分。
第二面“镜子”是:以“退”为镜,可以知冷暖。“有官贫至无官日,去时荣于到任时”,这两句话,是古代对一些清官卸任退休时的生动写照。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领导者退休后发出“人一走,茶就凉”的感叹。有道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你不在位了,才容易听到真话,见到真情,感受到真实的冷暖。
人民群众是最通情达理、最实事求是的。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帮助群众,为人民群众做了好事、办了实事,即使在他退休之后,群众还会记着他的名字和政绩,还会以深厚的感情爱戴他、怀念他。
领导者在台上时对于群众的态度,与他“下台”后群众对于他的态度,绝对成正比。你在台上盛气凌人,“下台”后就难免成为孤家寡人。你在台上时对群众漠不关心,“下台”后群众也很难对你热得起来。
你想“下台”后少看点冷脸、少饮些冷茶吗?那你就严以律已,清正廉洁,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吧!
第三面“镜子”是:以“死”为镜,可以定功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里,那他就是真正死掉了。”鲁迅先生逝世后,臧克家写诗感慨:“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
陈毅元帅生前常讲,作为一个领导者,一生要注意开好三个会:一个是庆功会,这样的会应该争取多开;一个是组织生活会,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是追悼会,当然是别人为你开,你是不能亲自参加的了。但每个同志究竟功过如何,总要有个评价,这就是盖棺论定了。陈老总的话讲得很有哲理。要想别人为你开好第三个会,你生前就必须注意开好前两个会。
过去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现在是女儿有泪也不轻弹了。衡量一个领导者可以有很多标准,但我敢说,在你的一生中,只要人们由衷地为你洒上三次热泪,──调动时洒一次,退休时洒一次,去世时洒一次,你就称得上是一位好的领导者!
 
八、防腐之道──领导者要警惕“三大陷阱”
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者一定要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这“三关”的考验。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官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昙花一现”、“流星一闪”式的人物。考察他们落马的原因,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但大多与没有过好这“三关”紧密相连。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比如,“权力、金钱、美色”,其本身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好,所以世界上有许多人向往之、追求之。但有位哲人却将这三样东西视为人生道路上的“三大陷阱”,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更是用“三大魔鬼”的称谓,来表明他对这三样东西的警惕和戒备。个中道理,值得各级领导者深思。
权力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为恶;可以使人成功,也可以使人失败;可以使人神圣,也可以使人腐败。所以,古往今来,大贤大善和大奸大恶多出自手握重权的人群之中。权力容易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容易导致腐败。《红楼梦》中讲,有些人总是想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升官后“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最终“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这几句话,至今仍在一些人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金钱这种东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不过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正因为其特殊性,决定了从它一产生就成为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乃至互相追逐的宠物。我们既反对“金钱万能论”,也反对“金钱万恶论”,既实事求是地承认金钱的地位和作用,又要看到它的诱惑力和腐蚀性。金钱是个好仆人,但绝对是个坏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钱,最不值钱的东西也是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那么一些拜金主义者,他们视金钱为万能,获取金钱不择手段,花费金钱穷奢极欲。过去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有钱能使人变鬼”的现象。这面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有的人“一有钱就变脸”,那样子的确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二是指有的人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结果“腰缠万贯,人头落地”,真的由人变成了鬼。
对于金钱的态度应该是“正确看钱,正道挣钱,正常花钱”。我很赞赏外国一些成功企业家的财富观,他们信奉这样三句话:“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他们认为,在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人生在世,不应只追求物质的享受,还应在意精神的富有,在意社会对自己的评价与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的富有,会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贪财,有的人好色,有的人既贪财又好色。的确,对于有些人来说,有时美色比金钱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对于美色,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是“美色救国论”,如西施;一种是“美色祸国论”,如杨贵妃。古往今来,的确存在着“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现象。有些人就是因为跌入美色这个“陷阱”而身败名裂的。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千军万马好带,老婆一个人难管。”当然,男人的妻子多数是“廉内助”,但也有“贪内助”。前几年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女人。现在又这样说:一个腐败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女人。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军功章有我(指军人)的一半,也有你(指军嫂)的一半。现在又有这样的说法:手铐有我(指贪官)的一半,也有你(指贪官的老婆或情人)的一半。
权力、金钱、美色这三样东西,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领导者,一旦手中握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就往往直接面临着两种诱惑:一是金钱,二是美色。权力犹如一根藤,金钱和美色则是这根藤上结出的两棵苦瓜。贪官的眼睛,往往是一只盯着钱,一只盯着色。权力需要金钱作支撑,金钱需要权力作靠山,这就是“权钱交易”或“权色联姻”。面对众多诱惑,真正做个好人、做个清官,的确不容易。
为官者不可能把权力、金钱、美色带进坟墓,而权力、金钱、美色却可以把为官者送进坟墓。须知这个世界既不是有权人的世界,也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荣辱两世界,廉贪一念间。原来号称“三湘女强人”,实为“三湘女巨贪”的蒋艳萍,在被判处死缓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曾一度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到了权力的一个巅峰,现在已经不是从0开始,而是一个负数。一个人一生中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看了这三个地方,你就会知道,完全没有‘贪'的必要了。一个是贫困山区,人均一年只有几百元收入,还是那么穷;二是火葬场,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了什么也带不走;再一个就是监狱,看了才会知道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是跌入“陷阱”,还是走向辉煌,关键在于自己,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人说,现在当官从政等于从事一项“高危职业”,此话不无道理。大家看看,各级领导者中,中途落马、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者有多少?真是令人痛心呀!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者,都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过好“三关”,不为权力所迷,不为金钱所惑,不为美色所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如毛泽东同志生前所教导的那样: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我认为这两句话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一定片面性。拿曾国藩来说,他作为清末的一个大儒,其在为学、做官、治军、修身、齐家、谋国等方面,的确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曾文正公全集》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藏。可以说,其影响之大,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无人能出其右。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对他的影响之深。但曾国藩毕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他也不能作为今天为官之人学习的楷模。
再简单说说胡雪岩其人。胡雪岩是清末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也是一位奇商,人称他有“四奇”:一是发迹有奇遇,二是助左(左宗棠)有奇功,三是经营有奇效,四是破产有奇举。胡雪岩经商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交际甚广,左右逢源,开始无往不利,生意越做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赚的钱越来越多,人称“活财神”。特别是左宗棠西征时,胡雪岩大力相助,帮其购买军火、筹运军饷,为左宗棠在新疆平息阿古柏叛乱立了大功。正因为如此,左宗棠称赞他“功绩与前敌将领无殊”,与自己“万里同心”。另外一点也应肯定,胡雪岩反对洋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并以自己的方式予以抵制,这也凸现了一个爱国商人的民族自尊心。正因为上述两个原因,皇帝授予他顶戴,因为顶戴是红色的,故人称他为“红顶商人”。后来,左宗棠还为他向朝廷请赏黄马褂,集荣华富贵于一身,这在清朝的商人当中,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奇商,最终也没有逃脱破产欠债、受到皇帝追查以至忧惧而死的下场。究其原因,我想也是因为他没有过好“权力、金钱、美色”这“三关”所至。大家知道,朱基总理极少题词。但我去年到杭州参观胡雪岩故居时,发现朱总理在那里题写了很长一段话,全文如下:
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不可戒乎!
  二000年五月偕夫人及爱女于胡雪岩故居
 
古人讲“富不过三代”,其实现在也有这种现象。有人作过统计,20年前第一批发财的富人,到现在已有近7成破产衰败。根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究其原因,一是先天素质不高,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二是发财后染上四大“顽症”:一是狂妄自大;二是贪婪和野心;三是不良嗜好,如色迷心窍、好赌成性;四是为情所累,“小蜜参政易败家”。这就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富起来后怎么办?是当昙花一现的“现世报”,还是当好景不长的“二世祖”,抑或坐吃山空免强熬到“三代完”?能不能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做到事业兴旺、长盛不衰?其实,这个问题说难也不难,因为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无数富裕家族的兴衰史早已证明:乐善好施不会穷,急公好义也不会垮,而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肯定要败家。
 
九、带兵之道——加强单位建设的“三句话”
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要经常思考如何使你管辖的单位正常运转,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好,并且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不同的领导层次和岗位,单位职级高低不同,管辖人数多少不同,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应有所不同。
我在政治机关当科长时,虽然是团职,但就管那么几个人,大家基本上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整天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我回想,那时基本上是使用“班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斯大林说过:“班长是军中之父”,拿破仑说过:“班长是军中之母”。我对这两句话印象尤为深刻。作为“班长”,既要像严父,又要像慈母,用这样的态度去关心和领导自己的部属。
我在总参某部某局当业务处政委时,属副师职,管理200来人。我那时提出:要管好200人,首先要管好20人。处长、政委、两个副处长共4人,身边工作人员参谋、干事、助理员、保密员共4人,四个业务科每个科科长、政委、副科长共3人,合计12人,总共加在一起正好是20个人。抓好了这20个人,200个人也就好管了。
我在某部某局当政委时,属正师职,设有司、政、后机关,下属有十几个业务处(副师级),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摊子大了,情况也就复杂了。记得那时我主要抓三件事:配班子、订制度、抓典型。以此推动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并且做到了“完成任务好,事故案件少”。
我担任军校政委时,属正军职,主要任务是从事教学工作,成员主要由各级领导者、教员、学员三部分人组成,总共也有几千人。军校的特点,正如刘帅所说:驻地集中、横宽纵短。军校的职级不管多高,大体上是实行团级单位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面对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那时,我们提出了这样三条:封闭式管理(主要是对学员);走动式领导(领导者要经常走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开放式办学(驻地封闭,但思想不能封闭,要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办学指导思想。)另外,在军校工作时,我对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时提出的“三句治校名言”牢记在心:教员是“做饭做菜”的,学员是“吃饭吃菜”的,领导是“端饭端菜”的。这三句话比喻贴切,饱含哲理,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一直注意贯彻落实,照此去做。
我所工作过的单位,因属总部机关和院校,所以人员层次此较高,且男女老少都有,属于人才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地方。在这样的单位做领导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显得格外重要。需要经常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吸引人才、保留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那时我经常讲:不要满足于藏龙卧虎,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龙腾虎跃,团结各种人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
刘帅曾经讲过,军队领导者要学会四种本领,这就是养兵、带兵、练兵、用兵,这四种本领缺一不可。养兵主要是生活管理,带兵主要是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练兵主要是军事训练,用兵平时是完成所担负的任务,战时要能打得赢,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另外,平时带兵与战时带兵有很大不同,我曾听一位老上将向我讲过带兵之道。他说,在战争年代,当个连长、指导员,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主要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条是打仗不怕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怕死就是“狗熊”,不用说当领导了,怕死的人谁也看不起你;第二条是行军时抢着给战士背枪、背背包,尽量减轻战士的负担;第三条是吃饭时宁可自己挨饿,也要千方百计让战士吃饱肚子;第四条是宿营后帮战士烧洗脚水,帮助战士洗脚、挑脚泡。做到这几条,官兵关系就亲密无间,生死相依,敌人飞机轰炸或机枪扫射时,战士就会舍生忘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干部的生命。这位老首长讲的这几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位在战斗部队工作过的将军告诉我,现在什么样的连长、指导员受欢迎?他概括了四句话:思想品德作榜样,军事技术特别棒,管理教育路数对,文体活动能上场。就是说,如果基层干部品德高尚、技术过硬、善于管理,再有一些特长,就会受到战士的敬重和爱戴。
1998年,我奉调总参原兵种部担任政委。兵种部是由几个大单位整编合并而成的,下辖众多军、师、旅、团级单位,有机关、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和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总计多少万人,是解放军四大总部当中人数最多、摊子最大、驻地最多散、情况也比较复杂的一个二级部。人少有人少的管法,人多有人多的管法,小单位有小单位的管法,大单位有大单位的管法。老子有一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说,你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烤小鱼一样,如果你老去折腾它,那个小鱼就翻坏了、翻烂了,所以不能老去折腾老百姓。在兵种部这样的单位担任政委、党委书记,如何开展工作?如何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如何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如何不断端正风气、减少事故案件?经过反复考虑,我提出了这样三句话:主官如筷,班子如拳,单位如家。应当说,这三句话是为大家所认可的,是比深入人心的,我们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有一个连队的指导员,还在这三句话的每句话后面,又加了四个字,改成 “主官如筷,部队好带;班子如拳,一往无前;单位如家,官兵爱她。”还有人开玩笑,戏称这几句话为“筷子论”、“拳头论”、“家庭论”。的确,这几句话对于保持单位正常运转,加强单位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关于“主官如筷”
一个单位的军政两位主官,犹如我们吃饭时手中使用的一双筷子。两只筷子地位平等,互相配合,不分高低、长短、大小、粗细,共同动作,协调一致,才能把饭菜吃到嘴里,从而汲取营养,强壮身体。
我们经常讲“团结就是力量”,而讲团结首先就要强调军政主官之间的团结。军政主官亲密无间、团结共事,所产生的力量,决不是1+1=2所能概括得了的。相反,如果军政主官之间不团结、不合作,那造成的损失也决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国古人强调,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其中“人和”又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作“上面一条缝,下面一道沟”。军政主官不团结,就不可能有团结的班子和团结的集体,所在单位的建设肯定是搞不好的。过去,我们常听到这样两句话:“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垮台。”现在,还可以补充这样两句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明争暗斗,两败俱伤。”正因为这样,军政主官就一定要搞好团结,要唱“将相合”,不搞“龙虎斗”,共事时是战友,分开后是朋友。搞好团结,既是德,又是才,还是艺术。根据很多军政主官的经验,搞好相互团结,应该注意做到这样四句话:有事没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多商量,急事难事争着上,好事喜事要谦让。
说到“主官如筷”,我认为,在我军历史上,搭档最好、堪称楷模的要数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初期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直到解放大西南,刘邓前后共事13年。这两位经天动地的伟人,结成了兄弟般的战友情谊。刘伯承比邓小平大一轮(12岁),两个人的气质、风格也不尽相同。刘伯承的特点是“举轻若重”,邓小平的特点是“举重若轻”。但他们却合作得非常好,成为密不可分的搭档、军政团结的榜样。在刘邓大军中,“刘邓不可分”、“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逗号、加不进一个顿号”的说法,广为流传,成为佳话。“文革”中,邓小平同志被打倒的时候,曾盛传刘伯承请求“让邓政委为我致悼词”的遗嘱。1986年,走完人生94年旅程的刘伯承去世后,邓小平率领全家人来到灵堂,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长久地站立在遗像前,凝视着,沉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下来。后来,邓小平又亲自主持了刘伯承的追悼会。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深情地回忆说,他与刘伯承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心情非常舒畅、工作非常协调。他还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个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二)关于“班子如拳”
“班子如拳”,就是领导班子要紧密团结,形成拳头,尽力做到“攥紧成拳,伸开成剑”,切忌“指头硬,拳头软”。要做到“班子如拳”,“一班人”都要有很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大局意识,要坚信“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这里着重讲讲班子中主官和副职以及副职和副职之间如何搞好团结、形成拳头的问题。
主官在工作中要注意这样几点:
1、统揽而不包揽,把握方向,驾驭全局,集中精力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切忌“里里外外一把手,大事小事我当家”,防止和摆脱事务主义。
2、敢断而不武断,当好“班长”,不做“家长”,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为主官,看问题要高人一筹,但不能高人一头,要注意克服听不进不同意见、过于自信和优柔寡断、议而不决两种倾向。我过去常讲这样两句话:决策前深思熟虑,决策后坚定不移。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决策后耳根子不能软。
3、放手而不撒手,既要做决策,又要抓落实,确保党委决议的贯彻落实。作决策,是上篇文章;抓落实,是下篇文章。主官要以自己的有力工作和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一班人”把党委的决策善始善终地落到实处。
4、大度而不失度,既要讲友谊,又要讲原则,为“一班人”创造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主官要胸怀开阔,豁达大度,能容得下人,容得下事,特别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但大度不能失度,在一个班子里,不讲友谊就没有凝聚力,不讲原则就没有战斗力。
副职对主官要注意这样几点:
1、尊重而不吹捧;2、请示而不依赖;3、到位而不越位;4、服从而不盲从。
副职与副职之间要注意这样几点:
1、补台而不拆台;2、分工而不分家;3、通气而不封闭。
(三)关于“单位如家”
“单位如家”,就是军政主官和“一班人”要像建设好自己的家庭那样搞好本单位各方面的建设,努力做到使上级感到放心,使班子成员感到舒畅,使下级和群众感到满意。要使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像一个和睦、兴旺的大家庭,既要使大家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硬环境”,又要使大家有一个心情舒畅的“软环境”。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单位一定要团结,要形成好风气。周总理有一句名言:搞好团结,就不能搞小圈子,“要划最大的圈子”。小平同志也说:“我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对部属要一视同仁、亲如兄弟,不能疏者疏之、亲者亲之。划“小圈子”,拉“小山头”,搞“小动作”,是最愚蠢的表现,最无能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也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除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关心部属之外,在生活上也要关心部属。不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算不上合格的领导者。还有一点要注意,领导者要给部下穿“跑鞋”,使他们成长进步更快;切不可给部下穿“小鞋”,搞打击报复、随意整人,这样是最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允许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古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瑞环同志说过四句话:“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这些话说得很深刻,我们应该认真记取。领导者一定要关心群众、热爱群众,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
 
十、成功之道──优秀领导者的“三条标准”
评价一位领导者是否优秀,可以有很多标准,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条,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九个字,这就是:做清官,办实事,留好名。
为官者能否做到青史留名,不在于他的“乌纱”大小、职位高低,而在于当时当地他自己做得怎样,他为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对于为官者的要求,说来说去就这么两条:一条是首先希望为官者是位清官,为政要清廉;再一条就是指望为官者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做点好事。为官者只要为官清廉,并且为老百姓谋过福利,办过实事,老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他。按说老百姓的这两条要求并不高,但很多为官者包括现在的一些领导者,却做不到这两条。
说到这里,我想起朱基总理在位时说过的一段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这样发问朱总理:当您卸任的时候,您希望人民群众如何评价您?朱总理说:我卸任的时候,如果老百姓说我是一位清官,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基在位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那我就谢天谢地了!朱总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语,概括起来,也就是六个字:做清官,办实事。
做清官、办实事,这是朱总理的一贯思想,是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朱总理曾经深情地回忆说,解放前他考进清华大学时,他的系主任曾经说过一段话:你们上大学,要学会两种本领,一要学会做人,二要学会做事。做人,要老老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要落身后骂名。这件事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朱总理还牢牢地记着并努力去实践系主任当年说过的这段话。
说到做清官,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此话怎讲呢?我一方面认为,“清官”思想,是一种封建残余思想,它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清官”身上,这同当今文明社会的发展,同我们党的宗旨是不相容的。过去有人讲,“清官”是一种不祥之物,什么时候人们呼唤清官,就说明贪官太多了!这话讲得很深刻。另一方面我认为,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而不应该是被老百姓唾骂的“贪官”、“昏官”、“赃官”。
过去的官吏,有所谓良吏、循吏、能吏、干吏、廉吏、酷吏等等称呼,“清官”这个词是宋朝从民间兴起的。第一号清官包拯就是出现在宋朝,号称“包青天”。他的事迹有些是真实的,更多的是民间传说。金人元好问诗曰:“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始见有清官。”把执法公正和廉洁不贪结合在起,称之为 “清官”,甚至是青天大老爷。那青天之外,就是一片黑暗了。人们那么企盼清官,清官又那么少,贪官、赃官、昏官之多之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岳飞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有人问他:天下如何才能太平?他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一个人当了领导者,就应该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做点好事,不能辜负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清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写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没有做出政绩的知县,受到阎王爷的指责。知县委屈地说:我虽然没有做出成绩,却两袖清风,连老百姓的一碗开水也没有白喝过。阎王说:你当知县,没有把全县的事情办好,就是失职,就是犯罪,无功就是过。至于你说没有喝过老百姓一碗开水,如果这也算功劳,倒不如在知县大堂刻一个木头人,代替你这个知县,因为它根本就不喝水。阎王爷一席话,把那位知县说得口服心服,低头认罪。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领导者,不但要廉政、做清官,而且要勤政、办实事,二者缺一不可。
关于领导者如何做事,我们兵种部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作为领导者,要经常注意这样“五事”:一是抓大事,二是办实事,三是做好事,四是解难事,五是处急事。如果一个领导者,能够比较妥当地做好这“五事”,那就可以说他的综合素质比较高,就可以说他是一位比较称职的领导者。所谓做事,实际上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是出发点,解决问题是落脚点。有人就能否发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将干部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既能发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这是坚强的、有能力的领导者;一种是能发现问题,但解决不了问题,这样的干部可能有点思想,出点“点子”,但却没有能力和魄力解决问题,这是软弱的一般的领导者;一种是既发现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这样的领导者是平庸之辈,是绝不可能做好领导工作的。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干部,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你到一个单位工作,如果这个单位原来就比较好,你能搞得更好,如果这个单位原来比较差,你能搞好,这样的干部就可以称作好干部。
关于怎样抓好落实,我们提出了这样“五千五万”:一是想千方万计,二是说千言万语,三是吃千辛万苦,四是跋千山万水,五是克千难万险。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五千五万“,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做不好的工作。
我国有句古话,叫作“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又说“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外国有一种人生“三大难”的说法:第一难是获取荣誉难,第二难是保持荣誉更难,第三难是死后留下好名声最难。我国和外国这些说法,如果剔出其中可能包含的个人功利思想,那还是很有道理的。文天祥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为官者,如果能够做到前两条(“做清官”、“办实事”),那么第三第(“留好名”),则是必然的结果。
我曾经几次去开封包公祠瞻仰。那里矗立着一通石碑,碑文上镌刻着北宋年间担任过开封府府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的官员名字和任职时间。其中包拯担任这个职务只有一年多时间,但由于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为民除害、执法如山,所以深得后人的敬重和爱戴。每当人们凭吊包公祠,看到包拯的名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在上面摸一下。一千多年过去了,以至于“包拯”二字被人们摸出了一个深深的亮亮的印痕。这就叫碑在心中,这就是人心的见证。这也说明,为官者“做清官”、“办实事”,他在历史上就会“留好名”。
 
第二部分:领导者应具备的五项基本功和
提高领导素质的五条途径
一、先讲讲领导者应具备的五项基本功
无论干什么,都需要具备基本功。说相声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演京剧的基本功是做、念、唱、打;当中医的基本功是望、闻、问、切。今年5月份我去吉林和辽宁两所军校作报告,先后在长春和沈阳看了两场东北二人转。东北人为什么那么痴迷二人转?我看了之后,得到了一些答案。现在的东北二人转被称作绿色二人转,如果不剔除过去那些打情骂俏的黄色东西,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其生命力也不能长久。在演二人转的剧院里,写着这样一些标语:“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振兴二人转,不忘赵本山”。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东北二人转有两句行话:一句是“千军万马,就看咱俩”。意思是说,演来演去,关键是要靠这两个人的基本功。另一句是“不惜工本,打造精品”。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这个“铁三角”,还有他们背后的作家何庆魁,之所以在央视春节晚会上屡屡获奖,从创作、排练、演出,那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正如俗话所说:“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说到二人转的基本功,是这样两句话:说、唱、扮、舞、绝,样样不能缺。“说”、“唱”不用解释,“扮”就是扮演什么角色就要像什么角色,“舞”是指边说边舞、边唱边舞,“绝”是讲每个二人转演员都具备自己所特有的绝活,那可真是不容易的。说了这么多,扯得有些远了。下面着重说说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这可以讲很多条,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想形象地、概括地讲一讲,我觉得领导者应该具备五项基本功,这就是头功、口功、手功、腿功和身功。
第一是头功。就是要开动脑筋,善于学习、思考、谋划、总结。要具备真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都离不开头功。领导者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谋划、善于总结。思路决定出路,思想的深度决定工作的力度。有的人他就没有思想,还何谈什么“解放思想”?我在前面讲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善于思索的例子。我们的脑子不是空白,第一要装科学理论,第二要装渊博知识,第三要装英雄形象。我还曾讲过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萧伯纳不修边幅,经常戴着个破帽子。有个资本家就说:萧伯纳,看你脑袋上的那个破帽子,那能叫帽子吗?萧伯纳反唇相讥:看你漂亮帽子下面的那个脑袋,那能叫作脑袋吗?另一个例子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成名之前不讲究穿戴,他说:讲究什么,反正我穿戴什么,人家都不认识我。后来他成了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又有人劝他讲究一点穿戴,他说:讲究什么,反正穿戴什么,人家都认识我。脑袋就是用来学习、思索、谋划、总结的。我们一定要善于开动脑筋,要武装自己,不要包装自己。如果领导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是万万不行的。
第二是口功。我们领导者要有比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要老讲大话、空话、套话、官话,要逐步做到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来讲话。在哪里讲话,对什么人讲话,讲什么话,都要很好地考虑。现在会风有问题,很多体现在讲话方面。有的离开稿子讲不成话,念稿子就讲大话、空话、套话、官话。无论到哪里,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都讲那么一些话,千篇一律,照本宣科,这怎么能行呢?讲话实际上是领导者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反映。知识贫乏肯定讲不好话。每次讲话,无论长短,都要注意开好头。我们中国人爱说“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头,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好的开头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激起听众的兴趣,二是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另外,在开头的时候,要敢于说三句话:一句是听众可以交头接耳说悄悄话;一句是听众可以闭目养神打瞌睡;一句是听众不愿听可以随时退场。敢讲这三句话是有信心的表现。讲话的中间部分是核心内容,一定要抓住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和兴奋点,讲话要有理有据,争取讲深讲透讲活讲好,让听众入耳入脑。讲话以后的反映,要力争做到像李燕杰教授所讲的“四头”:一是有听头,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有新鲜东西;二是有笑头,如果始终很沉闷,那效果就不会好;三是有说头,听了报告以后,不用组织,大家会自发地讨论、议论、评论;四是有想头,过了多少年,人家还能想起你的讲话,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领导者做工作,一半靠做,一半靠说。做要给人以榜样,说要给人以启迪。
领导者学会讲话的确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者甚至不会说话,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三不一顶”,给某些缺乏工作能力、工作艺术,从而导致在群众面前失语的干部画了一幅像,入木三分,值得三思。
再就是讲话程式化、老一套,使听众感到厌烦。有人趣解开会的“会”字,说是“会”字由“人”和“云”两个字组成,开会讲话就是人云亦云。大家听听,这是多么大的讽刺!还有人说,现在开会讲话就是这样“三要点”:上级对下级讲话要说“我强调几点”;平级讲话后自己还要发言说“我补充几点”;上级领导讲完后,下级表态要说“我的体会有几点”。大家想想,就这么几点,那怎么行呢?我主张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要讲话。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个著名的“四不讲”。当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是这样说的:“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我很赞赏著名作家王蒙同志讲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人们的讲话有两种:一种是从一只耳朵听进来,随即从另一只耳朵跑出去;另一种是从耳朵里听进来,从而溶化进血液里,再也不会忘记。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同志有一段话说得也很好,她说: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既是一个最低要求,也是一个最高要求。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而且要尽量用最直白的话来讲,用最通俗的话来讲,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还有的领导者讲话就是埋头念稿子,念稿子有时还嗑嗑巴巴,甚至念错字,闹出大笑话。这怎么行呢?在一些很严肃、很正式、很庄重的场合,你又是代表一级组织讲话,这时念稿子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当然,念也要念好,事前要熟悉一下,不认识的字要查查字典。小平同志知识那么渊博,还有经常查字典的习惯,更何况我们呢!如果是自己讲话,不是代表组织的讲话,最好不要念稿子。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心平气和,娓娓道来,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道理很简单,心平气和地讲话,推心置腹地讲话,最容易打动人。不用稿子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与听众的交流是全面的交流。你讲话的神态、表情、手势都可以成为交流的一部分。而念稿子时,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稿子上,表情就比较呆板。此外,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是不一样的。你不念稿子,讲话的句子一般比较短,一听就明白;而书面语言句子比较长,不一定一听就明白。不念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发挥自身的潜能,从而取得最佳的效果。相声大师侯宝林临终时,他的学生马季去看他。侯先生拉着马季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马季,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我曾经有幸直接聆听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讲话,他们根本没有稿子,面对那么多人,就那么讲,讲得非常好,我至今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再说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的讲话中,有的同志很有幽默感,但很多人对此重视不够。讲话太严肃、太呆板,缺少幽默与风趣,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当然,讲究幽默和风趣,一定要看场合,做到恰如其分。原来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驻外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同志,讲过这样两个例子。
美国人很善于运用幽默的力量。有一次,主持人首先向大家介绍报告人,说他如何有才华,取得了哪些成就,使得很多人为他所倾倒。报告人走上讲台后,对主持人说:“您刚才这番话讲得太好了,我希望您能对我老婆讲一讲。”全场哄堂大笑。这个开场白没有落入俗套,很幽默。
邓小平同志有次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代表团中包括不少国会重量级人物。小平同志与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他们不少人块头都很大。坐下来之后,小平说的第一句是:“你们这些人都很有份量!”一语双关,全场顿时活跃起来。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有两句名言:“笑和让别人笑,思考和让别人思考。”如果你的讲话既风趣幽默、使人发笑,又饱含哲理、发人深思,那就可以说你讲得比较成功。总之,学会讲话很重要。语言的具体运用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和个人素质。讲话要体现出思想的深刻性、知识的渊博性和语言的艺术性。当然,要真正讲好话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长期积累、不断磨炼,没有真本事、硬功夫,是难以做到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90岁的著名学者、教授有三句话:“知识不老化,思维不僵化,文风不套化。”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第三是手功。领导者要有比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小平同志讲,领导者不会写文章,是一大缺陷。写文章、搞材料要尽量做到“四有”:第一要言之有物,不要无病呻吟,空洞无物;第二要言之有理,道理上要站得住脚;第三要言之有序,逻辑性很强,条理很清楚;第四要言之有趣,尽量有点文采,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我记得陈老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领导者要动手能写文章,动口能作报告。领导者要争取做到写文章出手不凡,作报告出口不凡,做到这两个“不凡”很重要。写文章、搞材料要“少生优生”,减少数量,扩大容量,提高质量,精益求精,能起作用,能解决问题。不要搞那些送上去没人看、发下去没有用的东西。
有些领导者因为工作比较忙,有些稿子需要别人起草,但你自己要注意这样几点:一是要出思想,你要有思想、有观点。写文章、搞材料,要用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观点;二是会挑毛病,能指出问题,还要让人家服气;三是要动手改,对材料不满意,就自己动手改,而且改得比原来好;四是能自己写,不但动手改,有些部分甚至整篇文章都能自己写。要提倡自己动手写文章,特别是主要领导者更要自己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同志生前一直提倡领导者自己动手写文章,他自己也的确是写文章的大家。我曾经3次通读《毛泽东选集》1-4卷,每读一次都为毛泽东的雄文华章所深深折服。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一些情况。“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潮,毛泽东于1938年5月上旬开始日以继夜地撰写《论持久战》。动笔之前,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只用了7天时间,这部长达5万字的军事理论巨著就一气呵成。然后他又反复修改了7遍,才正式公开发表。在写《论持久战》的日子里,毛泽东那真叫专心致志、废寝忘食。那时,在春寒料峭的陕北,屋里温度还很低。警卫员为了让毛泽东安心写作,弄了一盆炭火,放在他的脚边。后来,警卫员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烟火味,赶忙跑到屋里,发现毛泽东穿的两只棉鞋正在冒烟。警卫员急了,赶忙端来一盆冷水,泼在毛泽东穿的棉鞋上,这才把火灭了。棉鞋烧焦了一大片,毛泽东却全然不知。写完这部巨著之后,毛泽东的两眼布满血丝,脸庞也日见消瘦。《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掀起了学习热潮,全党全军很快就统一到“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的认识上来。《论持久战》在国统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是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首先认定《论持久战》是一部上乘军事巨著的,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白崇禧当时是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从周恩来手里接过《论持久战》就一口气把书读完。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佩服毛泽东的分析,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专门向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蒋介石推荐,在蒋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征得我党代表周恩来的同意,以国民党军委会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国民党还破例将该书出版,每个官兵人手一册,在国民党军队中,奇迹般地出现了学习《论持久战》的高潮。史迪威将军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于是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并相信“中国军队的高昂士气,加上良好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毛泽东于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一篇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文章,更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很多人为他这篇文章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语言所鼓舞、所吸引。就连一向攻击共产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很多人对当时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据说蒋介石看了这篇文章后,又佩服又气愤。佩服的是毛泽东的见解和文笔,气愤的是国民党的一些所谓“大笔杆子”不能为他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于是他把自己的幕僚、号称“国民党一支笔”的陈布雷叫来大骂一通:“你看看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写得多好!怎么你就给我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呢?”陈布雷反唇相讥:“那是人家毛泽东自己写的,你有水平你自己也写!”气得蒋介石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半天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不但是写文章的大家,也是写诗词的圣手。对毛泽东的几十首诗词,数十年来我反复诵读,感佩不已。这里仅以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为例讲一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毛泽东和好友柳亚子先生久别重逢、兴奋异常,柳趁机向毛泽东索要诗词。毛泽东遂手书1936年的归作《沁园春·雪》赠他。这首词全文如下:
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看后盛赞毛泽东的这首词大气磅礴、豪情冲天,令古代豪放派词家的拔尖者苏东坡、辛稼轩也“瞠乎其后”。后经黄苗子、吴祖光等人士商量、运作,把这首词在重庆的几家报纸先后发表,一时山城轰动,随后传遍全国,唱和纷纷,注家蜂起,评论文字接连不断。绝大多数人称颂毛词气魄宏大、前无古人,体现出毛泽东非凡的宽阔襟怀和诗词修养。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极为不满,便利用报刊,借唱和评论之名,行曲解攻击之实。有的文章诬蔑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有的更直接用“草莽英雄,林泽豪杰”的词句公然骂出口了。国民党的中宣部还发出内部紧急通知,动员一些御用文人,也用《沁园春·雪》的词牌填词,想“批倒”、“压过”毛泽东。结果折腾了一阵子,便草草收场了。大家想想,除了政治立场不同之外,他们这些人无论是在风度气质方面,还是在诗词修养方面,又怎么能和毛泽东这位伟人相比呢!
第三是腿功。领导者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广交朋友。要多串“冷门”,少串“热门”。谁有困难了,犯错误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要主动去帮助;谁升官发财了,不要巴结、讨好、凑热闹,有些人专门喜欢干这种事,用不着你靠上去。要给部属多穿“跑鞋”,不穿“小鞋”。常想想部下需要些什么,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使部下进步更快、工作更好。我一直认为,遇有部属家里的“红白喜事”,尽管你的确可能是在“百忙之中”,但也应当尽量抽出时间去看一看,因为这种事对于领导者来说可能经常遇到,但对于当事者来说一生可能就这么一次。有些事情,对于领导者来说,可能只是举手抬足之劳;而对于部属来说,就可能终生难忘。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离不开腿功,决不能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也不要老坐在机关里冥思苦想、闭门造车。经常到群众中走一走,到基层转一转,办法就来了,灵感就来了。现在腿往哪里走是个大问题。考核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交往圈,都要看干部的腿功做得如何。我听说过这样几句话:领导者要少往上面跑,以避跑官要官之嫌;少往外地跑,以避游山玩水之嫌;少往街上跑,以避吃喝玩乐之嫌。我觉得这几句话很有道理,所以也在这里说一说。总之,要管好自己的腿,该去的地方要经常去,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现在要想真正摸到实际情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时领导者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实情况,而很可能是虚假现象。现在流行这样两句话:“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从下到上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所以领导者开展调查研究,方法要改革,要多动几番脑筋,要多交几个朋友,多拓宽几条渠道,以防失察不知的问题发生。现在,群众这样形容有些领导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车窗看一看,到了中午吃顿饭,酒足饭饱之后,把嘴一抹,用手一拍下属的肩膀,说“今后好好干!”然后打道回府,就算完事。这样搞“调查研究”,纯粹是走过场、摆样子,怎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
第五是身功。领导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清正廉洁,发挥榜样作用、表率作用、模范作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古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广大官兵对于领导者,总是听其言、观其行的。千万不要“台上你说,台下说你”。我们使用的汉字很有讲究,比如这个“信”字,由“亻”和“言”组成。意思就是,人说了话就要算数,就要讲究诚信,说到做到。再比如这个“仁”字,由“亻”和“二”组成,意思就是说,即使两个人在一起也要讲究仁义道德,不能只考虑自己。古代大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所说的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德才兼备、言行一致的最为理想的治国人才,称之为“国宝”。第二种、第三种人虽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毕竟都是可用之才,分别称之为“国器”、“国用”。第四种人言善行恶,欺骗性极大,不但成不了事,还会坏事误国,是为“国妖”,决不可信用这种人。我们领导者既要以身作则,又要知人善任,力求使自己成为第一种人,对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可以取长补短,切不可成为第四种人。练好身功,就要埋头苦干,不尚空谈。现在,有些领导者,不在实干上下功夫,“说功”比“练功”好,“唱功”比“做功”强。讲道理头头是道,就是不行动;讲思路一套又一套,就是不落实;讲经验一条又一条,就是不见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和华而不实的东西。行动看结果,工作看成效,用实干锻炼自己的意志和才能,用实干为党和军队创造新的业绩。我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前面讲的头功、口功、手功、腿功固然都很重要,但身功却最为重要,这是因为第五功可以说是前四功的体现和保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讲得多了一点。
上面说的五功,都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与此相互对应,要做到“五个管住”:一是管住自己的头,不该想的东西不想,不该贪的东西不贪,不该迷恋的东西不迷恋;二是管住自己的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三是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收的钱不收,不该接的礼物不接;四是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跑的地方不跑,不该走的“夜路”不走,因为“夜路”走多了,迟早会碰到“鬼”;五是管住自己的身,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办的事不办。
二、下面谈谈提高领导素质的五条主要途径
根据我几十年从事领导工作的经历、探索和思考,我觉得提高领导素质的途径,大体上有以下五条。
(一)乐于学习
一个人学习和掌握的知识越多,眼界就越开阔,精神就越充实,思想境界就越高,工作能力就越强。因此,学习应该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中永恒的主题。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学习才能获得新知,学习才能增长本领。不学习就会落后,落后就难以生存,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发展。
有人说,学习有三种境界:把学习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是第一境界,把学习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第二境界,把学习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是第三境界。作为领导者,最低应达到第一境界,最好争取达到第三境界。一个人如果长期不看书学习,就如宋朝黄庭坚所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读书,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此话很有道理。读书学习的问题,不是一个有无时间的问题,关键是个想学不想学的问题。如果真正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有学习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要,即使工作再忙,也可以挤出时间学习。有人算过这样两笔账:一笔是,每天自学1小时,可读1万8千字,一周可读12万6千字,一月可读54万字,一年可读650多万字,相当于30多万字的书20多本。另一笔是,现在一年有114个双休日、节假日,全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休闲时间。如果把这些时间的相当部分用于看书学习,不断地“充电”、“蓄电”、“放电”,就能积累知识、增长才干,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大有作为的人。
读书是毛泽东同志最大的爱好,他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前些年我曾几次到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瞻仰学习,发现他生前的卧室里、睡床上、书柜中、甚至卫生间里,到处都是书,整个住房就像是个图书馆。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他始终嗜书如命、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大家知道,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逝世的。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书看文件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拖着看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9月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时离他逝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9月9日0时10分,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毛泽东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二)勤于思考
勤于思考,既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在前面讲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提倡思考、善于思想的情况。我觉得,讲到勤于思考,还应特别提到陈云同志。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过去在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我们各级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者,应该力求成为这样的人,要经常思考本单位建设的重大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考虑长远问题、重大问题,工作就难免被动。
我认为,一个主要领导者,如果能够做到使自己领导的干部都很忙,自己表面上看比较清闲,实际上脑子转个不停,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之外,还可以腾出时间看些书,做些调查研究,经常思考一些重大问题,这样就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抓得准些,从而做到多谋善断、高人一筹,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领导者。如果一个领导者自己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大事小事一把抓,里里外外我当家”,部属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甚至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就不能认为是个明智而称职的领导者。当然,我这里讲勤于思考,并不是提倡领导者只是个人冥思苦想、闭门造车,而是说不但自己要多思,还要发动大家多思。俗话说:“一个脑袋虽好,多个脑袋更妙。”水平靠集体,集体靠研究。不怕七嘴八舌,就怕鸦雀无声。只有集思广义,才能多谋善断。从政是这样,经商也是这样。有人说:商人就是“可以商量的人”,生意人就是“可以生出主意的人”。说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
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最重要。”人们对张老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编辑家,他却说:“如果一定要给我戴个什么帽子,我认为我自己首先是个思想家,因为我一生比较清醒,不胡涂,不盲从。”张老的这些话,使我思索了很久。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美国阿诺德·施瓦辛格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美国哈尼·鲁宾说:“注意你的思想,它们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们会决定你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精神的富有者。作为个人,要当好思想的“站立者”。为官做人的一大特色,就是要有思想、善思索。
(三)勇于实践
宋朝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有这样一首七律:“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年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说,以前做学问的人,都是尽了自己全部精力的。他们从年轻时起,就努力下功夫,到了老年才能取得一些成就。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要想真正掌握知识,还得亲身实践。
斯大林讲过,十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位哲学家乘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历史吗?船夫说:我不懂。哲学家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命。接着这位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船夫说:没有。哲学家更加遗憾地说:那你又失去了另一半的生命。正说话间,一阵风把船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河里。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哲学家挣扎着回答:不会!船夫急切地说:那你将会失去整个生命!
上述这些都说明,离开勇于实践,人们将会一事无成。我们研究一些成功人士的经历,发现他们的学历并不高,而有些高学历的人,反倒表现平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不能勇于实践。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就退学搞起了软件开发,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微软公司。他现在真正是“富可敌国”,如果比尔·盖茨是个国家,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排名第37位富有的国家。再比如号称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我国台湾首富王永庆,他们都只读过几年书,学历并不高。
勇于实践,就要敢闯,就要舍得吃苦。我们中国的汉字很有讲究、很有趣味。比方这个“闭”字,即使你再有“才”但就是不出“门”,那你就只能封“闭”在家里,决不会有什么作为。我们经常讲“走运”,你不走出去,不去闯,不实践,那么运气是不会主动来找你的。比方这个“闽”字,“闽”是福建的简称。福建人解释这个“闽”字,说是你如果不出门,那你可能永远是条虫;你走出这个门,到外面去闯,去吃苦,你就可能变成一条龙。所以福建人自古以来就不保守,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还有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侨,80%以上都是原来的福建人或者是通过福建到外面去谋生创业的。再比如这个“蜀”字,大家知道“蜀”是四川的简称。这个字由三部分组成:上面这个“四”,代表四川的四条江;这个“勹”,代表四川的大门,四川是个盆地;这个“虫”,说明你如果不冲出四川盆地,不走出四川这个大门,你就可能永远是条虫,冲出四川盆地就可能变成一条龙。四川有句名言,叫作“川人在川,磨成老犍;川人出川,动地惊天。”尽管四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风光之美,难以描绘,但一直困于当地者,大都默默无闻,只有走出盆地之外,才能荣耀显达。可不是吗?从汉之司马相如到唐之李白直至今天一些知名人士,哪一位川籍伟人不是走出了盆地,方才大有作为于天下,让举世瞠目动魄、结舌惊心!邓小平同志16岁离开四川赴法国勤工俭学,直到93岁逝世,在外面求学问、闹革命、搞建设、倡改革,前后77年。他是继毛泽东之后真正改变了中国的伟人。1955年授衔时,我军10大元帅中,其中四川籍的就有四位: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明清时期,我国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十大商邦,其中排在前两名的当属晋商和徽商。徽商在商界称雄东南半壁长达300余年,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不乏徽商活动的身影,所以民间又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与前面提到的四川名言相类似,徽商也有这样几句名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意思是说,生在安徽徽州一带,多是穷乡僻壤,日子是很难过的。但安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再穷也要读书,五六岁就走进私塾,学习五六年,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到了十二三岁,大人就把孩子赶出去学徒经商,这样慢慢就成了气候,闯荡出一番事业。这也说明,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做成一点事情,不但要勇于实践,还要有敢于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很赞赏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说的两句话:“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志存高远的人,应该大胆地冲、大胆地闯,不断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不但要实现“本土化”,还应力争“国际化”,这样才算真本事、硬功夫。
(四)敢于创新
创新,是前进的动力。一个国家敢于创新,才能不断发展。一个人敢于创新,才能不断进步。当然,敢于创新决不是盲目蛮干,要想不断创新,就必须具备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要具有创新能力。如果不敢创新,总是跟在人家后头亦步亦趋,那就只能是永远爬行、永远落后。
前不久在中国举行的《财富》论坛大会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作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有人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它们创造并出口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将成为‘躯干国家',他们只能引进并使用别国的知识。”成思危举例说,现在我国运往美国的船都是装得满满的,而美国来中国的船都是空的。这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多是加工产品,必须用船来运输;而美国卖给我们的是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不用船运,而由飞机运或者由专业人士带到中国来。成思危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只有‘躯干'而没有‘头脑'的国家,就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教育。”现在,摆放在众多国家的商品,都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有些人还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诚然,和过去相比,这无疑是我们国家的一大进步。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中国制造”,充当“世界工厂”,而缺乏知识创新,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些廉价商品,那么我们就仍然是一个“躯干国家”,而不是“头脑国家”,那就永远赶不上先进发达的国家。这样,国家可能换取短暂的繁荣,但之后面对的将是长时间的衰退。因此这条道路走不通、走不长。所以,有人说什么时候把“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那就好了。
有没有创新能力,和人才的知识结构关系甚大。有的专门研究人才学的专家,把人才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字型人才,这种人才的知识面比较宽,但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第二种是“|”字型人才,这种人在某一专业领域研究比较深,但知识面太窄,很难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进行创造性研究;第三种是“T”字型人才,这种人不但知识面比较宽,而且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但他们的弱点是不能冒尖,没有创新;第四种是“十”字型人才,这种人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些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冒尖、出头、创新。我们中国人力资源过剩,但真正的人才短缺。因此,大家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争取成为“十”字型人才。
创新并不神秘。恩格斯曾说,社会提出的需要,有时比100所大学的创新能力还强。时至今日,方便面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当年发明方便面的日本安藤百福,号称“方便面之父”,如今已经95岁高龄。有人认为,发明方便面的人一定独具慧眼、苦心孤诣。而事实上,安藤百福的这一发明算得上“被饥饿催生的灵感”。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食品严重不足。安藤百福偶尔经过一家拉面摊,看到人们顶着寒风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制造一种加入热水即可食用的速食面。商人的职业敏感也让安藤感觉到,这会是一个巨大的需求。1958年春天,安藤就在一个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充当方便面研究室。他找来一台旧制面机,然后买了一个直径1米的炒锅,以及面粉、食油等,开始研制方便面。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批鸡肉方便面于1958年问世。到1971年,杯装方便面随即风靡全球。目前,安藤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及众多国家,每年销售额超过27亿美元。而方便面也被日本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还是属于食品制造业,而不是什么核心技术。其目的在于说明,发明并不神秘,只要社会具有某种需要,再加上人的创新能力,就能做出别人未曾做过的事情,并可获得极大的成功。话又说回来,现在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争取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研制上取得突破。
(五)善于总结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善于总结,并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他曾这样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善于总结,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提高水平、改进工作的重要方法。经常总结,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于总结经验,刘伯承元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经验好似一堆零碎的钱,理论好似一根钱串子。用理论把经验总结起来,使之条理化,就像用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了起来,好拿好用。刘帅还说,只有空洞的理论而不联系实际,就是教条主义者;埋头实际而不上升为理论,就是事务主义者。
在战争年代,我军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打一仗,进一步。在和平时期,每到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总是让人们思考两个问题:对今年怎么看?明年怎么干?其实,这里所讲的,都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的问题。
善于总结,对于一级组织很重要,对于一个领导者也很重要。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中一起学习、工作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之后,有的同志提高很快,思想成熟,能力大增,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而有的同志则进步缓慢,工作起色不大,表现平庸,甚至总是犯一些重复性的错误。个中原因,固然可以说出许多条,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个人主观努力如何,其中就包括是否善于总结这一条。
 
第三部分:送给大家一些“礼物”──也就是十句话
 
我送给大家的“礼物”,既不是钱财,也不是项目,而是十句话。这十句话是我所经所历之后的一些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关于送礼,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些说法:“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送人以金钱,不如送人以良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现在北京人又有这样一些说法:上个世纪70年代送礼送点心,80年代送礼送补品,90年代送礼送鲜花,21世纪送礼送健康。健康是福,身心健康最重要,所以现在送礼应该送健康。话虽这样说,但我既不送大家脑白金,也不送大家高钙片,而是送给大家十句话。我相信,这十句话有利于大家的身心健康。
第一句话:结交两个“亲密朋友”──一个是运动场,一个是图书馆。经常到运动场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增长知识。
第二句话:配备两个“保健医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乐观。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给自己配备两个“保健医生”,运动使你身体健康,乐观使你心理健康。这两个“保健医生”与你形影不离,使你终生受益。
第三句话:练好“两项功夫”──一个是本份,一个是本领。做人靠本份,做事靠本事。靠这“两本”起家能够靠得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搞歪门邪道。搞歪门邪道,短时间可能得到一些“实惠”,也可能风光一阵子,但终究是靠不住的。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句话:乐于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吃亏是福,吃苦是福。做人要不怕吃亏,做事要不怕吃苦。不怕吃亏才能做人,不怕吃苦才能做事。世界上最有营养、最能成就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既乐于吃亏、又乐于吃苦的人,就可能有大的作为,成就一番事业。但也有不少人既不能吃亏,又不能吃苦,这种人决不会有大的作为,也不会搞好人际关系。“爱别人就是爱自己”,这句很经典的话,道出了人际关系的“核心秘密”:“给予就会被给予,剥夺就会被剥夺,信任就会被信任,怀疑就会被怀疑,爱就会被爱,恨就会被恨”,这既是心理学的互惠关系定律,更是“向上之路”的路标。
  第五句话:追求“两个一致”──一是兴趣与事业一致,二是爱情与婚姻一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与事业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做出最优异的成绩。当然,兴趣也是可以改变、可以培养的。恩格斯指出,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人生是一个圆,事业是半个圆,婚姻是半个圆。在人的一生中,如果兴趣与事业一致,爱情与婚姻一致,做你想做的事并且做成功了,爱你想爱的人并且结合在一起了,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说你的人生是幸福的、圆满的。
第六句话:构建“两大支柱──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人文。大写的“人”,需要“两大支柱”来支撑。通常的说法是,科学与人文是支撑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科学与人文犹如人类的左手和右手,由一个中枢神经控制,两者不能分离。人文需要科学,科学同样需要人文。没有人文的科学就会是枯燥的,没有科学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正如94岁高龄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所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梁思成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经大声疾呼:“走出‘半个人'的时代!”科学与人文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方面,就只能算作“半个人”。
第七句话:记住“两个秘诀”──一个是“健康的秘诀在早上”,一个是“成功的秘诀在晚上”。最好的运动是步行,要黎明即起,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不断增进健康。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善用业余时间,可以成就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搞歪门邪道,做不该做的事情,去不该去的地方,也能够毁坏一个人。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说:“想知道一个人会有什么成就,可以看他在晚上的时间做什么。能够善用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人,他的成就将比一般人高出两倍。”
第八句话:具备“两种动力”──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拿破仑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利剑。”战争是对利剑的洗礼,和平则是对思想的厉练。我们既要深切地感受到利剑的光芒,更要触摸到思想的力量。
第九句话:插上“两只翅膀”──一只是理想,一只是毅力。有了理想,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动力。要使理想不至于变成空想,还必须有毅力,要朝着既定的目标,锲而不舍,坚忍不拔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样,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第十句话:做到“两个极致”──一个是把自己身上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一个是使自己的寿命达到极致。做这“两个极致”,就既能大有作为,又能健康长寿。有的学者研究指出,普通人终其一生,只有不到5%的潜能得到发挥。你想充分挥洒自己的潜能吗?那就要做到自我了解、自我接受、自我实现。记得“文革”时,有不少人常说这样三句话:“向左看,拼命干,死了算。”现在看,这样的“豪言壮语”真是“左”到家了,既幼稚又可笑。人生要获得成功,靠长命而不靠拼命。陈云同志有两句名言:“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这12个大字颇富哲理,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再讲一段话,作为今天报告的结束语: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者作出评判。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称。领导者的份量,最终都是由人民和历史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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