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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河北:开国将军知多少 》 续篇 

今年“八·一”建军80周年前夕,我写了一篇文章:《河北:开国将军知多少》,投给故乡的《河北日报》。我考证出,在全国1614名开国将帅中,我们河北的开国将军总共82位,总数在全国位居第9,其中有中将2位,少将80位。文中介绍了几位将军的主要情况。
《河北日报》的领导和责编对此文极为重视,于726就在显著位置用较大篇幅刊登了出来。随后,《河北青年报》又派记者专程来京采访我,就此事进一步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并于83日用整整一版刊登了采访记。
故乡的报纸对此事如此重视,反映如此迅速,版面处理如此显著,令我十分感动。
但我觉得,我的那篇文章意犹未尽,还有令我怦然心动、激动不已的更为重要的情况,应该报告给故乡的父老乡亲和党政领导。于是我就伏案动笔,开始写这篇文章。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八·一”前夕,我怀着崇敬的朝圣的心情去了江西南昌。大家知道,192781,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八·一”这个光辉的日子,也就永远镌刻在了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中。
我第一次去南昌,是在20015月。我这次去,耳边重新又响起了当时去拜谒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讲解员说的那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南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是共和国每个军人的共同籍贯。”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我又一次来到南昌,也算是了却了我这个老兵的一桩心愿。
在江西省工作的几位朋友和陪同我的同志,极力鼓动我去红色故都瑞金一游。他们劝说我的理由很充分:瑞金是红色故都的发祥地,是我们共和国的摇篮,是震惊中外的长征出发地,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名扬天下的客家聚散地。总之一句话:到了江西,不可不去瑞金。
经大家这么一说,本来去了南昌就想回北京的我,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去瑞金一游。第二天,我由两位同志陪同,乘车前往瑞金。
我们冒着炎热酷暑,一路从北到南,行程大概有400公里。中途经过宁都,我们在这里稍事停留,参观了宁都起义纪念馆。本来在这里只是停留,只是顺便,但我前面说到的使我怦然心动、激动不已的心情,恰恰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就产生在这个时候。何以如此呢?乃是因为经过纪念馆领导同志的详细讲解,和我用心阅读介绍宁都起义的有关文章,我感到如获至宝,心气倍增。我惊奇地发现,宁都暴动的三位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原来都是我们河北人,他们的贡献是如此重大!他们的死又是如此悲壮!过去我们总说,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这是又一个有力的证明!这三位老一代革命家、高级爱国将领,特别是赵博生和董振堂,无论在党史还是军史上,都是应该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
在重点介绍这三位爱国将领之前,有必要把宁都起义的来龙去脉简要地回顾一下。
宁都起义是原属于国民党的第26路军,在我们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为抗日反蒋而发动的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第26路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部队,其官兵大多数出身于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省份的贫困农民家庭。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以蒋胜和冯、阎失败而告终。随后部队经过改编,被蒋介石派到江西与红军作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想沉重打击红军,又想借以削弱26路军这个非他嫡系的部队。但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派出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工作,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13月,中革军委选调部分同志进行兵运培训,派到第26路军做兵运工作。同年8月,由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同志组成中共特别支部,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团结了一批同情革命的骨干,掌握了部分武装和机要部门。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也加剧了第26路军官兵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开始酝酿寻找抗日救国的新出路。
中共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加强抗日宣传,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还发展了赵博生入党。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同志,指示中共特别支部和赵博生同志,抓住有利时机,举行武装起义。中革军委还派红军第4军予以配合,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联络指导。
1214,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胜利起义,并通电全国,号召国民党军队举行暴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宁都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中革军委当时就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毛泽东同志随后也题词说:“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现在人们常常讲什么七八个人、十来支枝枪,而宁都起义是一万七千人,两万枝枪,这在当时的红色根据地是一支了不起的武装力量,所以整个苏区的军民都为之振奋。
起义部队加入红军后,即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开展政治工作,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改编不久,红五军团即投入了反“围剿”斗争,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为党、为新中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英才。红五军团的英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同志的有关情况。
赵博生同志,1897年生,河北沧县东慈庄(今属黄骅)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赵博生同志早年投身北伐战争,受到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的深刻影响。他原任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后来在被迫率部进入江西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看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与虚伪,十分渴望找到共产党的组织。起义前夕,他向党的地下组织表示:“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共产党叫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入党后,他成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对起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赵博生有学识、有胆略,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对部下总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从不以势压人。生活上艰苦朴素,没有旧军人那种恶习。具有这种品质的高级将领,在旧军队中是非常少见的。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他先后担任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每战必亲临前线,甚至率突击队冲锋陷阵。193318,他率部在江西南城黄狮渡与3倍于我的敌人激战,不幸右额中弹,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6岁。
我们离开宁都到达瑞金之后,首先拜谒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革命圣地——沙洲坝。这里就是我们共和国最初的摇篮,这里的一处处建筑多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比较显眼的建筑,是在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后面,一侧是“公略亭”,是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在“公略亭”前,我不禁吟咏起毛主席当年写的著名词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我特别仔细地瞻仰了位于另一侧的“博生堡”,这是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于19341月建成,整个堡由青砖砌成,呈四方形,寓意为赵博生为人端方,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壮烈牺牲的。朱德总司令亲手题写的“博士堡”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赫然嵌于堡首。解放军总政治部撰写的赵博生烈士碑文,安于堡内。“博山堡”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这里驻足良久,感慨万千。我想起了毛主席对赵博生的高度赞誉:“他是坚定革命的人。”我也想起了叶剑英元帅于19627月所写的纪念赵博生烈士的一首七绝:“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火,几人鲜血染红星。”
董振堂同志,生于1895,河北新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北伐战争和反蒋战争。193112月,他与赵博生、季振同等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宁都起义。起义成功以后,开始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后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军团长,还是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参加红军并被批准入党之后,把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多元钱全部都交了党费。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董振堂始终实践着“把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的誓言,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奋斗不已。
在中央苏区,他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随后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8月与所率红五军团一起编入左路军,后任红五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五军团又被编入西路军。西路军渡过黄河,向甘肃、宁夏进军,想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领导者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实力,部队不久就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两万人困在河西走廊,那个惨呀!多少红军官兵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却在这里牺牲了!最小的才9岁啊!还有好多女同志被敌人糟蹋后又开膛破肚,有的还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董振堂率领着3800名官兵,在一个叫高台的地方,和敌人激战9昼夜。他们宁死不屈,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最后弹尽粮绝了,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了下来,身负重伤,下令警卫员开枪打死他,宁死绝不当俘虏。警卫员说什么也不开枪,他就掏出手枪自杀了!当时他年仅42岁。后来敌人认出了他的遗体,把他的头颅割下来,用铁丝穿上,先是挂在城头上示众,后又送到蒋介石那里邀功请赏。剩下的同志被残暴的敌人集体杀害了,3800多名英勇战士呀,同葬一穴,何其悲壮!
董振堂阵亡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后来,党和政府在甘肃高台为董振堂烈士专门建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七绝:
英雄战死错路上,
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
高台为你著荣光。
多年以后,董振堂的部下、挚友,也是宁都起义重要参加者的孙毅将军,曾经冒雨前往高台,专程凭吊董振堂烈士纪念碑。这位性格刚强、从不轻易落泪的老将军,面对董振堂的遗像,肃然伫立,悄然落泪。孙老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牺牲的战友们,如果你们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哇!我是幸存者、是后死者,我总也忘不了毛主席的那段话:‘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主席当年告诫后来人的这段名言,曾经有多少人将其背诵得烂熟并为之心动啊,可如今究竟还有多少人铭记在心并付诸实践呢?!
下面,我怀着及其复杂、惋惜、悲痛和遗憾的心情,介绍季振同同志的有关情况。
季振同,1901年生,河北沧县(今沧州)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国民军,起义前任第26路军第74旅旅长。据军委海军原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回忆,季振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在部队里他有一个警卫班,七八个人专门为他服务。季振同所在的74旅是冯玉祥的手枪旅,这个旅实力雄厚、装备精良,是第26路军的主力。由于季振同率74旅参加宁都起义,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季振同是有很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所以我党开始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并于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应该说,像季振同这样,一个原来的大少爷、公子哥,旧军队的旅长,在我们党的启发和影响下,毅然背叛剥削阶级,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同年4月,他离开部队,准备赴苏联学习。5月以“企图叛变”嫌疑被捕,1934年夏天在瑞金被错杀。新中国成立后,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季振同之死,应当把账记在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上。
参加宁都起义的河北籍人为数众多,他们后来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转战南北、浴血奋战,有的立下了赫赫战功,有的光荣牺牲,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成为无名英雄。
参加宁都起义的河北籍人中,解放后有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是:孙毅(大城人)、韩振纪(高邑人)。有6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是:王谦(永年人)、王蕴瑞(巨鹿人)、谷广善(高邑人)、汪洪青(汉阳人),孟庆山(蠡县人)、郭卓新(安次人)。
我在前面的叙述中,提到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参加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团正副总指挥、军团长等高级领导职务。有的同志或许会问,军团长在战争年代究竟算个多大的军官?这么说吧,当时的军团是领导军级单位的很大的一支部队,军团长就是部队中的高级将领。如果有的同志还不明白,我们不妨再作个横向比较,当时在中央苏区,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这就是说,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当时和林彪、彭德怀是同一职级的高级将领。林彪、彭德怀解放后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而且排名比较靠前(至于林彪的问题,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里暂且不论)。这使我联想起,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陈毅曾对叶剑英说:“如果叶挺还健在,我们解放军就会是两个叶帅了!”我由此又联想到,如果赵博生、董振堂等健在,我们河北省甚至会出大将乃至元帅,这也是有此可能的呀!
话又说回来,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可挽回的。再说了,当时他们举行起义,参加红军,投身革命,是为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根本不是为了当个什么大官,正如毛主席当年所说,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做官。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他们虽然早已壮烈牺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却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写于20078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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