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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自身的明镜

    --纪念许光达大将诞辰100周年
毛泽东同志对于曾经跟随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过汗马功劳的开国将帅,可谓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他经常以短句、诗词、对联等形式,称赞这些将帅,给予他们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同样,毛泽东对许光达大将也给予过很高的评价。
从诞生年月上讲,在我们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中,许光达是最年轻的一位。在10位开国大将中,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时,还不满47岁。
许光达于1908年诞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萝卜冲的一户农家,今年11月19日是他的百年诞辰。
最近,我再次拜读了《许光达传》,并且与许大将的儿子许延滨少将、儿媳曾正魁大校整整座谈了一天的时间,从而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我深深感到,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光达是我们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他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深怀念、好好学习。
 
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很多人都听说过许光达请求降衔的故事,但对于他的赫赫战功,却了解得不多。试问,没有赫赫战功,又何能成为开国大将?
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可能详述他的战功,仅能简要地略举几例。
许光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在三河坝,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以后又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掩护朱德亲自率领的第25师得以转移。此役使初出茅庐的许光达初露锋芒,朱老总高兴地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这时,许光达年仅19岁。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他任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第17师师长、政委。许光达曾指挥17师官兵与“围剿”我之国民党军数次激战,将进攻之敌反击出去,保证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1932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在苏联5年间,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10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苏联回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他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他率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大字概括他的卓越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他就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受命组建军委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他白手起家,备尝艰辛,励精图治,从严治军,提出并践行“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著名口号,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入朝参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因此,许光达被称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
正因为如此,有的军事评论家称赞,许光达既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武将,也是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儒将。
许光达的老首长贺龙也这样评价他:“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古代《孙子兵法》论将,认为将军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当年我军评将帅,是按德、才、资、功、望全面衡量、慎重决策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授许光达以大将,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这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一个冶炼将帅的大熔炉。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拼杀出来的一大批将帅,灿若群星,冉冉升起。他们是人民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正确对评将授勋,有不少人还请求“宁低勿高”,因为毕竟“横戈原不为封侯”嘛!但毋庸讳言,也确有个别人纵攀横比,加以计较,正如当年毛泽东所批评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许光达得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时,他不但没有欣喜,反而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他曾经几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首长“走后门”,提出降衔申请,但均未获得同意。无奈之下,他几经思考,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与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910
 
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高扬起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声音宏亮地对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主席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继续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徐达是何许人也?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为人公正。在辅佐朱元璋战群雄、打天下、夺江山的斗争中,他立下了头功。毛主席拿许光达与徐达相比,古有徐达,今有许光达,这当然不是说他在10位开国大将中战功数一数二,但至少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肯定了他的赫赫战功,二是表彰了他的高风亮节。
党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他鉴于党的决定,接受了这个衔级。后来,他又经过再三申请,总算是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10位开国大将,有9位定为4级薪金待遇,只有许光达定为5级。这样,他才勉强感觉心理平衡了一些。
唐朝明君李世民曾经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以这三面镜子约束自己,以免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宝贵的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的赞美。魏征忠言直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被誉为“帝王的镜子”。毛泽东称赞许光达是我们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与封建时代的魏征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坚信,许光达让衔的故事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也必将为当代和后世的人们所永远铭记。
 
结婚10 别离10 相濡以沫后半生
 
我国古代圣人有句老话:“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这是就人性而言的。
郁达夫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这是就战乱时的特殊情况而言的。这是因为如一首古代边塞诗所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40岁之前一直打光棍,他40岁时才娶了一个叫大贝蒂的寡妇,还带着两个儿子。他们的婚姻只有10年时间,大贝蒂就病逝离他而去了。50岁之后他又打光棍了,直到89岁告别人世,他没有再与别的女人婚配。他终生不近女色。即使他生病或负伤治疗时,也一概拒绝女护士护理。西方名将大多好色,如蒙哥马利这样的西方名将,实属罕见,堪称一奇也。大概是有感而发,蒙哥马利也有一个关于军人婚姻的著名观点:“结婚对军官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不可能既当好军官,又当好丈夫。”
许光达与邹靖华结婚10天,别离10年,相濡以沫后半生。他们的婚姻,颇具传奇色彩,也突出地彰显了他们的高尚情操。
许光达与邹靖华(原名邹靖泽)是1928年10月在故乡结婚的。许光达的岳父邹希鲁先生是前清举人,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当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与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徐特立是要好的同事。邹靖华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婚后与许光达亲密无间、恩爱有加。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蒋介石到处追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们结婚才10天,一封加急密电就由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拍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严令迅即缉拿“匪犯”、“共党分子”许德华(许光达原名)。从亲友处得知这一信息后,许光达匆忙告别新婚的妻子,独自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
从此天各一方,这一离别竟是整整10年!其间由于战乱频仍、敌人封锁、距离遥远、音信中断,许德华又改名为许光达,因此离别10年的夫妻并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出身大家闺秀、读过师范的邹靖华对丈夫日思夜念,魂牵梦萦,她曾听到过许光达在战场牺牲的传闻,悲痛得一度想要自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从苏联回到延安,先后被任命“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这时,许光达已是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他进过黄埔,打过硬仗,去过苏联,而且正值“而立之年”,意气风发,气质潇洒,懂军事、有理论,长得一表人才,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因此,当时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女知识青年,有不少人向许光达表示过崇敬之心和爱慕之情。当时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加之一些主客观原因,也确有一些高级干部更换妻子、改组家庭。然而,许光达对这一切都丝毫不为所动,而是一直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爱妻。
这时,国共双方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1938年春天,徐特立从延安回到长沙,主持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在徐老的帮助下,邹靖华带着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投奔革命,于1938年8月来到了延安。邹靖华和许启亮被分配在“抗大”四队女生二队学习。
不久,感人至深的一幕出现了!
有一天,“抗大”的全体学员整队集合,齐刷刷地坐在大操场,聆听许光达作报告。许光达在上面讲,邹靖华在下面听。讲着,听着,他俩的目光相遇了!会后他们相认了!患难夫妻,久别重逢,他们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宛如梦中。
接着就迎来了他们结婚10周年的日子,这年10月14日,邹靖华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真是双喜临门呀!就在这一天,许光达激情地写道:“我俩结婚已经整整有了10年,然而我们相聚的日子仅仅有两个月零21天。不知流了多少的伤心泪,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但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在生命的征途上,还会遇到狂风巨涛,像从前一样的冲破,我们永远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结婚10周年的日子,写给我的泽以留后念。”
无情未必真豪杰!许光达既是横枪跃马的大将军,又是柔情似水的好丈夫。看来,蒙哥马利关于军人婚姻的看法,有些极端、有些偏激了!
许光达、邹靖华的婚姻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叫做“爱”。而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就是矢志不移,就是痴情不改,就是忠贞不变,就是一爱到底!
1950年6月,许光达从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的岗位上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当时总共带着22位同志向中央军委报到,开始筹建装甲兵机关的工作。邹靖华就是这22个人中之一,她担任装甲兵机关党委书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邹靖华是我军装甲兵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她又服从党和军队工作的需要,脱下戎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她是10位大将夫人中4位转业者之一,被彭德怀称之为“ 我军优秀的高级转业干部”。
从1938年许光达与邹靖华团聚,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这28年间,他们夫妇二人多数时间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彼此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家庭生活非常和谐、温馨、幸福。
我经常想,如果许光达没有在“文革”中被迫致死,他与邹靖华很可能白头到老,安享晚年幸福生活,度过他们的“金婚”(结婚50周年)乃至“钻石婚”(结婚60周年)庆典。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许光达被迫害致死后,邹靖华忍着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悲痛,依然勤奋地工作着,顽强地生活着。
时间又过了35年,2004年5月19日,享年93岁的邹靖华撒手人寰,驾鹤西去。
在她弥留之际,断断续续给儿子、儿媳留下了催人泪下的三条遗嘱:
一是,我走了,遗体由我所在党小组的同志和家人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此外不要麻烦军队与地方的各级领导和其他同志。
二是,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搞仪式会打扰许多人。老年人来了会伤感,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中青年人来了,会耽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搞仪式会花好多钱,花圈那样贵,花的又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我感到心痛。
三是,我的存折还有两万五千元钱。你们拿出一万元钱,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剩下一万五千元,到你们爸爸100周年诞辰时,替他出一本书,把他过去的那些文章印上,分送给他生前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的晚辈和朋友作个纪念。这件事,我办不成了,感到是个遗憾,你们要替我办好。
邹靖华离休前长期担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政治部副主任。她于上个世纪50年代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不但工作出色,团结同志,清正廉洁,而且多次将晋级指标让给其他同志,因而她自己比同期参加革命的一些同志职级还低。邹靖华逝世后,他生前所在单位党组织专门作出决定,表彰她的高风亮节,开展向她学习的活动。
2004年秋,在许光达、邹靖华结婚76周年的日子,其儿子、儿媳将他俩的骨灰合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按照我国古老的传说,名将都是天上的星星。他们从天上下凡,死了又回到天上去。我国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就曾将他麾下的名将用28颗星宿来排列。
我由此又想,许光达与邹靖华,这对革命伴侣、模范夫妻,终于在天国相会。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像1938年在延安相会时那样喜极而泣、热烈相拥。他们必将化为两颗璀璨的星辰,永远光照人间!
 
一张字据引出的故事:黄金与“光蛋”
 
2006年底,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少将,在中央军委和总参首长的关心支持下,专程赴俄罗斯,从莫斯科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复印回父亲在1932年6月到达苏联后拍摄的证件照。这是许光达现存的最早的一张照片。许光达身着西装,目光炯炯有神,显得非常英俊潇洒。
同时,还复印回了1937年5月许光达 亲手书写的一张极为珍贵的字据,全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党派我到马仲英军中工作,一九三六年奉党命调回。当我离开那里时,马仲英曾送我金子357.1(格姆,但我没有将此款消费,因此交给共产国际经济管理委员会。我提议:请将此款,交救济会,转交中国的救济会,去帮助前线上罹难的战士。
洛华   1937.5
 
洛华是许光达在苏联期间使用的俄文名字。
关于这张字据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加以简单说明。
1935年2月,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找许光达谈话,调他暂时到苏军中工作,其任务是赴新疆作为苏联方面的代表,去调解马仲英与盛世才之间的矛盾。
盛世才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一向以“新疆王”自居,他统治新疆近12年。由于新疆与苏联近在咫尺,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苏联关系一度处于“蜜月”之中。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最终与苏联彻底决裂了,并且残酷地屠杀了我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烈士。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是马步芳的堂弟,因后来与马步芳交恶,才改名马仲英。马仲英也是一个军阀,他带领大批兵马征战新疆,想与盛世才争当“新疆王”。1934年1月,马仲英带领七千余人围攻迪化(现乌鲁木齐),形势一度及其危急。盛世才领兵抵抗,并请求苏军相助,最终以马仲英失败而告终。
1934年7月,马仲英在周围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带领200多名骨干到苏联学习,马本人学习飞机驾驶。次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甘肃,马仲英和苏联人曾准备迎接西路军入疆,后因西路军失败而未能实施。
当时新疆的形势很复杂,既是日本、英国、德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又有盛、马之间出于各自利益的激烈较量。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且对苏友好的新疆地方政权,对于它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利害关系,这样可以使它与新疆长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从而保证它在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和稳定。
有鉴于此,苏联对盛、马二人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支持盛世才,但也不忽视马仲英的存在,以防盛世才翘尾巴。
于是,苏联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物,代表苏方出面调解盛、马纷争。其实并无具体的谈判任务,而是代表一种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背景,去完成深入虎穴的特殊使命。显然,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人物,必须同时具备很强的政治和军事才干,精通汉语和俄语,晓悟中苏两国国情,当然还必须忠于共产党、忠于苏维埃政权。苏方求助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终选中了许光达。
苏联从马仲英带来的随员中选出几位精干人物,陪同许光达同行,而让马仲英仍然留在莫斯科。显然,这其中含有对许光达安全的考虑。
关于这次调停工作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再赘述。完成任务后,许光达于1936年1月回到莫斯科。苏联边防军司令员对许光达圆满完成任务非常满意,又知道他曾在中国工农红军当过师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在苏军中服务。王明也劝说许光达答应苏方的要求。但许光达都不为所动,拒绝了苏方的请求和王明的劝说。他想,自己来苏联治疗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他怀念着那些还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友,时刻思念着祖国的亲人和朋友。
马仲英送给许光达的黄金,是给他个人作路费用的,共357.1格姆(克),合七两多,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不算一个小的数目。可以想象,这些黄金,一定是沉甸甸的,光灿灿的,质地坚硬,珍贵无比,及其漂亮。这些黄金,他不用报告,收入囊中,自己支配,是完全合理的,想必党组织和别人也不会提出任何疑义。但许光达却分文未留,全部上交,并请共产国际转交中国救济会,去帮助前线上那些罹难的战士。
这张字据的原件现仍存莫斯科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当许延滨在现场看到父亲近70年前的亲笔手迹时,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在他和妻子合写的《许光达传》上,全文印上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字据,并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父亲的手迹:
原件现存莫斯科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看了这张手迹,你还会质疑他在1955年让衔的动机吗?
 
美国的富兰克林曾说:“世界上最有诱惑力的是两样东西:权和钱。”在这两样东西面前,我们看到的,是许光达比黄金更纯洁、更闪亮的一颗滚烫的心!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许光达就回到列宁学院继续深造。老同学滕代远等纷纷围绕过来,和他七嘴八舌地交谈着分别近一年来的情况。
“喂,“光蛋”同志,今晚你得请客!”一位同学提出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光蛋”,是同学们根据许光达名字的谐音,给他取的外号。同学们大概以为,许光达到新疆执行调停工作,可能会发了一笔小财,所以想敲敲他的“竹杠”,打打“牙祭”,共同欢乐一番。
关于当时的情况,当年曾同许光达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原西北军军官李席儒先生,50年后,在他写的《留苏杂忆》中,这样写到:
 
在这所学校里,我又认识了一批新学友,印象最深的,就是外号叫光蛋的许光达同志。怎么给他取这么个外号呢?原来,我们那时享受着苏联红军尉官的待遇,每月可领到70多卢布。可是许光达平日节俭,很少到外面餐馆去“打牙祭”,按理他一定积蓄了不少钱。奇怪的是,到了月底,他的两袋依然是空空如也。同学们喊他光蛋,他并不生气,反而冲着你说:“留着钱做么事,想当资本家吗?”解放后我才从朋友处得知,那时共产党的留学生把钱交党费去支援革命了,这种革命责任感多么感人!
 
对于金钱,许光达在苏联留学时是这样,解放后当了“大官”还是这样。
1956年的一天,装甲兵机关管理处的一位管理员,给许光达家送来了两张沙发床。之所以给他送沙发床,是因为他严重的风湿病和枪伤复发,左半身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保健医生为了减轻许光达的痛苦,建议管理处给他换的。
待床架好后,许光达坐在上面,颠了颠,说:“不错嘛!跟宾馆的一样。”随即转过身来对夫人邹靖华说:“交钱!”
管理员连忙说:“这属于营具,我们有发票,可以报销。”
许光达说:“自己睡的床,报什么消?”他坚持照单付了钱,并当场把发票撕碎扔掉,而这笔花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方志敏烈士在《清贫》这篇文章写过的两段话: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但是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后面一段话,是方志敏在卧室兼办公室墙壁上张贴着的一张横幅,也是他在《清贫》这篇文章中写的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是他革命生涯的座右铭,事实也正是如此。
方志敏、许光达和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军事家一样,一生清贫,舍己为公,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他们以自己的崇高品德,谱写了许多清白、不朽的篇章。从他们对于金钱的态度,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一身正气,什么叫两袖清风。
 
大将的家事
 
我们评价一位将军,既要看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又要看在“官场”上的表现;既要看他对“国事”的态度,又要看他对“家事”的态度。“官场”、“家事”,这里已经没有刀枪剑戟、狼烟烽火,但有时可能比“战场”、“国事”更加起伏跌宕,惊心动魄。因此,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生教科书,才对我们的教益更大。我们从两者的结合上看问题,也许能品出一点为将之道、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也许能品出一点“战场”与“官场”、“国事”与“家事”两种不同的学问来,也许能品出一些人生哲理来。
许多人都知道许光达的儿子许延滨,其实他和邹靖华原来还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只活了一岁多,就在战争环境中饿、病而死了。
1942年春,敌后根据地处于最艰苦的时期,许光达要求到前方战斗。经中共中央批准,许光达于5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二旅旅长,以后又兼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
许光达、邹靖华夫妇把未满3岁的儿子留在延安保育院,带着刚刚断奶的女儿小玲玲踏上了东去的征程。
这里是日寇制造的无人区,到处是残垣断壁、废墟焦土,看不见炊烟缭绕,听不到犬吠鸡鸣。小玲玲吃不上一点点东西,饿得直哭。后来她又病了,开始腹泻不止,医生诊断为急性肠炎,但一点药也没有!许光达闻讯赶回住处,从妻子手里接过女儿,小玲玲已是奄奄一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才一年多一点时间呀!许光达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脸贴着脸,他多想用自己的力量从死神手中夺回自己亲爱的女儿呀!小玲玲在爸爸温暖的怀抱中,永远地睡去了!许光达亲手把女儿埋葬在黄河边一个小小的山头上。女儿走了,她只留下了一张甜甜的小照。许光达小心地把这张照片夹在用延安的黄油纸印刷的党章之中,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伴随着他度过了后半生!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老父亲去世了。许光达从小既有远大理想,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非常孝敬父母。他自从1928年离开老家之后,直到解放初才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仅仅陪年迈的父母住了10天,就匆匆返回部队,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老父亲去世,许光达感到非常悲痛。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办隆重的丧事,特别是有个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似乎就更应该讲讲排场,搞得不寻常些。为此,在家乡的几个兄弟拍来电报,要许光达回去主持丧礼。还提出许多要求,光是丧礼所用的白布,就在单子上开了30匹。
许光达想,如果自己回去,就会惊动湖南省党、政、军的地方官。共产党的一个司令、大将,带着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为父亲送葬,这与旧社会的官僚还有什么区别?
许光达只派了自己的秘书,带着200元钱,代他去料理父亲的丧事,并且几次给当地政府打电话,请他们严格加以控制,决不能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丧事的标准。
对此,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很是不满,以提出“不葬”表示抗议,丧事拖着办不下去了。许光达听说后,电告当地政府:“他们不葬,作为儿子的我,就委托地方政府动员群众代葬!”这样才算解决了问题。
许光达的秘书从湖南回来一报账,整个丧事才花费了150元。以后,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家乡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由许光达办理父亲丧事,我想到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家乡?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这里度过。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刘邓首长坐镇大西南。他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小平同志也曾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自从16岁“少小离家”,直到1997年逝世,长达77年,小平同志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探询小平没有回过家乡的原因,当地有的老人讲,小平同志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这当然只是传说而已,实在不足为信。
曾经采访过小平同志的四川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有一次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摇头,只说了两个字:“我怕!”
千古伟人邓小平,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去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这就是小平同志不回故乡的真正原因。由此,我们再想到许光达不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1960年冬季,北京出现了历年来少有的严寒。连年的人祸天灾、内忧外患,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粮荒。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个年头。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共渡难关,经常听到他们已经几个月不吃肉的消息,令人十分感动。
也是在此期间,许光达听说机关门诊部一位医生的小孩没有奶吃,又订不上牛奶。他马上派警卫员到牛奶站说明情况,把自己吃的那磅牛奶,转让给了那位医生的孩子。
但是,实在挨不过饥饿的装甲兵机关的好多干部亲属,还是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在装甲兵大院里长吃长住起来。于是,平时严肃静谧的机关大院变得热闹起来,到处是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陌生面孔。
为了不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以至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在许光达的主持下,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困难时期,机关干部应尽力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吃长住。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三天。
不久,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了北京。面对皮包骨头的同胞兄弟,特别是当年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通风报信、使自己得以脱离国民党追捕的四哥,许光达感到既难过又为难。夫人邹靖华对他说:“四哥和六弟这次来,不但不能留他们长住,还得撵他们走,这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儿。”许光达当然也有同感,可眼下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而且来队亲属只允许住三天的决定,又是自己主持做出的,因此也只能这样做。
当天,这件事由邹靖华向兄弟俩委婉地提了出来。许德富一听就火了,冲着许光达说:“这个地方,顶数你官大,你不发话,谁敢撵我们走?”说完,他赌气地走了出去。
随后,兄弟俩悄悄地进入厨房,把橱柜一一打开,仔细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许光达夫妇倾其所有,让炊事员把作为特殊营养品配给他的3斤黄豆也全部拿出来,总算让兄弟俩吃了几顿饱饭。留住了3天,便让他俩带上家里仅存的50斤全国通用粮票,买了两张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天后,保卫部向许光达报告:接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报告,许德强在安阳火车站病倒了,而且病情危重。许德强被接回北京,一下火车就直接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许光达夫妇迅即赶到医院探望,在亲情呼唤下,许德强艰难地睁开了双眼,但已不能说话,在当晚就去世了!
医院征得许光达同意,对许德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胃已完全萎缩,医生说这是因为长期挨饿造成的。
结论是:许德强是饿死的!
一个开国大将的同胞弟弟,在经济困难时期,竟然生生饿死,离开人世!一些未曾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年轻人,可能觉得难以置信。而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至今说起这件事来,还是不胜唏嘘!
1979年,那场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开始了!许光达之子许延滨主动请缨,勇敢地走上了前线。他在致装甲兵党委的信中写到道“如果我在战场上倒下,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党。如果我牺牲了,请让我的后代仍成为装甲兵的一员!”他在前线,沉着勇敢地协助首长实施指挥任务。他光荣负伤,也象许光达当年一样不下火线,坚持到战斗取得胜利。
我们从许延滨身上,看到了许光达的影子,感受到了许光达作为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在其后代身上产生的深远影响。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处于低潮,许光达遭受国民党追捕时,他给岳父邹希鲁先生留下过一张纸条,上面抄录了清朝郑板桥的一首七绝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以这样的方式,表白自己的心迹:认准了革命的道路,就要一直走下去、走到底!
1929年8月底,周恩来在上海亲自向许光达和另一位同志交代任务,让他们到湘鄂西去协助贺龙等同志开辟洪湖根据地。许光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想到自己将要投入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行列,真刀实枪地和敌人展开战斗,这对于一个毕业于黄埔的革命军人来说,简直就不亚于生命的复归!为此,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许德华更名为许光达,表达坚持不懈奋斗、必达光明彼岸的坚定信念。
从那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光达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金戈铁马,功勋卓著。从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到解放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
名将凯旋日,谨防落井时。自古就有奸臣陷害名将的先例。
万万没有想到,在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战功赫赫、铁骨铮铮的开国大将,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康生一伙人的残酷迫害,以至含冤逝世。
“文革”开始不久,这伙人就给许光达编织了四项“罪名”:一是诬蔑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假党员”;二是诬蔑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三是诬蔑他“里通外国”,是“苏修特务”;四是诬蔑他是贺龙企图发动“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是“贺龙案件中的第二号人物”。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之后,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他把贺龙视为他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极其恶毒地诬蔑贺龙是“土匪”、“军阀”、“野心家”、“阴谋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一个所谓的贺龙“二月兵变”。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当年曾经跟随贺龙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在西北也在贺龙的领导下战斗过,于是他们就想当然地把许光达说成是“贺龙这条黑线”上的人物,是所谓“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他们不但要打倒贺龙,还要一块打倒许光达。
说到贺龙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早年便在民间流传。民国年间,贺龙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贺龙坚决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坚定地站在我们党一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担任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贺龙毫不灰心,他坚定地说:“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
贺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在我们党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入党的。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不顾身家性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折点。
贺龙在回忆他申请入党的经过时曾说:“有的材料写着我70多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在贺龙入党的宣誓仪式上,周恩来说:“贺龙是位好同志!”贺龙入党后,激动地向官兵们宣布:“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都是党的。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军队是属于党的,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
贺龙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一提起贺龙的大名,人们就会想到如下这些词汇: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的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对人民始终无限忠诚的一生。
毛泽东曾用四句话高度评价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就是这样一位开国元帅,竟在“文革”中蒙难,被迫害致死。“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识到过去偏听偏信了林彪一伙的谗言,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癌症晚期,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执意前往参加。他老泪纵横,深深地向贺龙的遗像连续鞠躬7次,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周恩来还沉痛地对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我很难过呀!”当贺龙的女儿说“周伯伯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会场一片哭声,气氛极为悲痛。
前面用较长的篇幅写了贺龙,意在说明,像他这样的开国元勋、坚定的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又怎么可能发动所谓的“二月兵变”?
但在当时,他们除了残酷迫害贺龙外,还硬是抓住许光达不放。在他们的指使下,一些“造反派”先后两次把许光达抓走,非法监禁,“审讯”100多次。有一次许光达被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造反派”们轮流吃饭、睡觉,却不让年过花甲的许光达休息片刻,当场昏了过去。“造反派”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还特意从摩托队找来一个一米八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
许光达在被关押、受折磨期间,一直胸怀坦荡、镇静自如、大义凛然、宁折不弯。有一次“造反派”审讯他时,他以愤怒和嘲弄的口吻,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说的所谓‘二月兵变',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如搞所谓的‘二月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弄个‘参谋长'当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会干吗?”直说得那些狐假虎威的人无言以对。
在他第二次被抓走时,他就有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他对夫人邹靖华说:“他们哪里是要我去做什么检讨,他们是想要我的命!”走后,他委托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公务员,带给家里一张纸条,上面抄录了一首七绝: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明朝景帝时兵部尚书于谦写的一首题为《石灰吟》的言志诗。于谦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后被奸佞害死。许光达在遭受种种折磨期间,想起了这首诗。他在抄录这首诗的后面,还特意加注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首诗很好,特抄。”他借此以自喻自勉,并鼓励家人在这场斗争中,决不要动摇、后退!
1969年6月3日,在贺龙被迫害致死前6天,许光达含冤逝世,先他而去。一位元帅,一位大将,就这样走了!
家属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在许光达反复阅读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他用苍劲的字迹写了一首七绝: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许光达与于谦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许光达与于谦的诗句,同样令人敬仰!
1977年6月3日,在许光达含冤逝世8周年的日子,中央军委发出6号文件,为许光达平冤昭雪。6月21日,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这之前,叶剑英副主席接见了邹靖华同志和许延滨、曾正魁夫妇。叶帅对他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也亲切接见了邹靖华一家人,小平满怀深情地说:“光达同志,好人呀!”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说话,从来就是干脆利索,言简意赅。前面谈到,当有人询问小平何以数十年从不回故里时,他只是说了两个字:“我怕!”当他的子女问他是怎样经历坚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也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小平用“好人”两个字评价许光达,对此千万不可小看。我理解,小平说许光达是好人,是指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真是无独有偶。1973年12月,毛泽东接见工作岗位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时,见到参加接见的徐向前元帅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好人!好人!”可见,领袖论将帅,“好人”二字便是极高的评价。我想,如果许光达在九泉之下有知,听到了小平同志对他的这个评价,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德高望重的赵朴初居士,看到许光达的绝笔诗之后,潸然泪下,命笔赋诗:
 
刑威不能屈,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骨,寸寸是钢肠。
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
宜做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赵朴初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2005年,许光达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萝卜冲改名为光达村,湖南省重修许光达故居,长沙市委、市政府在光达村庄重修建红色大理石“让衔碑”,全文镌刻许光达写的“降衔申请书”,供人瞻仰。
200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同志,前往许光达故居拜谒,在“让衔碑”前驻足良久。
年近百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为许光达故居题写了12个大字:
 
光被四表,
誉达三江,
清白传家。
             
 
 2008年8月写于北京圆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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