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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将军灯下漫笔系列之2015年第4期   

           绰号寓精神


 ◎文/ 田永清

 

 

从古至今,一些有名气的人,往往有一个乃至几个绰号。有的是自己所取,有的是他人所起。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漫长而曲折的革命生涯中,往往借助某种事物的形象,用以警策自己或启迪他人,因而也就有了一些广为人知的绰号,并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独具特色而又无限美好的形象。

萧楚女——“蜡烛”

萧楚女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理论家。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专职教员。有一次上课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支蜡烛,对大家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就好像这支蜡烛,假如他不替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就好像这支蜡烛未点燃一样。为人类社会谋利益,就好像这支点燃的蜡烛,它照耀着黑暗的一角,这是它的任务;蜡烛点尽,也就是一个人职责尽完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谢觉哉——“焦官”

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解放初给自己在故乡务农的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在信中还写了这样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心即安。”信中说的“焦官”,意思是不谋私利、两袖清风的官。诗中提到的周老官,名叫周奇才,是谢老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谢老信中的四句话和四句诗,可谓警言妙句,读来铿锵有声,如洪钟贯耳,发人深省。

董必武——“布头”

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说过:“我只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无论党和人民需要把我补在什么地方,我都乐意服从党的需要。用来补帽子,戴在头上也行;用来补裤子,坐在下面也行。”他还对女儿董楚青这样说:“你听,唱京剧有一大套锣鼓,多热闹哇!其中,有敲大鼓的,有敲小鼓的,有板有眼,多好听!革命工作也是这样,要有人敲大鼓,有人敲小鼓,我就是敲小鼓、敲边鼓的。”

彭德怀——“扫帚”“茄花”

彭德怀,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一位铁骨铮铮、战功赫赫的元帅,却曾谦虚地说过:“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

他曾带着侄女彭梅魁到茄子地里,指着茄棵意味深长地说:“茄子不开虚花,小孩不讲假话。我这个老头子就像茄花、小孩一样,不开虚花,不说假话。假话是不用学的,谁都会讲,但共产党人对人民绝不能讲假话,基层干部不能讲,高层领导更不能讲,讲了是自欺又害人。”这样一位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于沙场的元帅,经历过历史沧桑浮沉、饱尝人世辛酸悲苦的老人,始终保持如此纯净彻底的一份赤子情怀,令人感佩不已、崇敬之至。

任弼时——“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

任弼时同志16岁即投身革命,数十年间,他为人民兢兢业业,干工作孜孜不倦,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能只走九十九步”的准则。他是我党“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之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虽然位高权重,却极为谦虚谨慎,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显山露水。

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就有三个广为人知的绰号。

一是“骆驼”。叶剑英同志曾经这样评价任弼时同志:“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二是“被子”。任弼时同志为人厚道,办事公道,对待别人就像冬天盖上一床棉被,让人感到舒服、暖和,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度过寒夜。

三是“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党的新生力量精心培养,对革命同志悉心呵护。正因为这样,他虽然年龄不大,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党内的妈妈”。

除了三个绰号之外,任弼时同志还有被人称颂的“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

              (作者系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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