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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将军“灯下漫笔”之 九 ,发表于中办《秘书杂志》第九期                           

              杂谈“酒色财气”

 

◎文/ 田永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于不同的时期,人们面临不同的考验,战争年代是枪林弹雨,和平建设年代是灯红酒绿。

说到灯红酒绿的考验,离不开“酒色财气”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还有一个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呢。

当初人们只把“酒色”二字相连,用以对某些人作出评价,称之为“酒色”之徒。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讲到刘邦年轻时的弱点,即说他“好酒及色”。而班固在《汉书·朱博列传》中,讲到朱博的长处时,则说他“为人廉俭,不好酒色”。当然,单凭这两个字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未免偏颇肤浅。

在“酒色”二字之后再加上一个“财”字的,是东汉时的杨秉。此人曾做过豫、荆、徐、兖诸州刺史,官至太尉,执掌全国军政,可谓位高权重。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所谓“三不惑”,就是坚持不受这三样东西的诱惑,从而保持头脑清醒,身心健康,为官清廉。杨秉所讲的“三不惑” ,可不是说大话、吹牛皮,他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他在担任地方官时,曾按实际到任天数分解年俸,只收下到任后应得的部分,未到任部分退回官库,分文不取。有个老部下向他送钱百万,他闭门不接。到朝廷做官后,他与贪官污吏屡作斗争,曾一次查处五十多人,或罢官、或处死,令天下肃然。他虽为高官,但始终保持清心寡欲的淡泊性情,一生滴酒不沾,夫人早逝也不再娶。所有这些,在封建社会污浊的官场中,的确难能可贵。

杨秉死后近千年,南宋有位词人, 也是个做大官的,名叫李曾伯,此人德高望重,又善诗词。就是这位老先生在“酒、色、财”三字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气”字,算是继承和发展了杨秉的“三不惑”吧!他写了四首五言律诗,分别论述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的害处,大体是说:酒伤身,色误国,财是身外之物,忍耐才能成功。所以,千万不要被这四样东西所缠。

这就是“酒色财气”四个字的来龙去脉。

古人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变为劝诫性的成语以后,在元、明、 清三代六百多年间,习为常言,到处传用。明朝初年,有个名叫王祎的,官也不小,谥号“忠文公”。他曾发过一通议论,说道:“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明朝小说家冯梦龙著“三言”,把“酒色财气”列为“四害”,以喻世、警世、醒世之言告诫后人,此四字几乎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地步。

到了当代,人们懂得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再说起“酒色财气”来,理解得就更全面了。有一位年过百岁的长者,用这样一首诗来总结自己的养生修身之道:“酒色财气四道墙,人人都在里面藏。只要你能跳过去,不是神仙也寿长。”他同时又说:“酒无不成礼仪,色无路静人稀,财无不成世界,气无反被人欺。”不知这位长寿老人姓甚名谁,但我觉得他所说的话,很有几分哲理。

前人将数千年积累的人生体验,归结于“酒色财气”这“四戒”,这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顾名思义,“酒色财气”四个字,概括了一般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既包含物质生活内容,又包含精神生活内容,交织在一起,渗透多方面。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凡事皆有度,适度则有益,过度则成害。我们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但也不提倡禁欲主义。人不可无欲,也不可纵欲,纵欲则招灾致祸。以唯物的观点看问题,一般的人都离不开“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但又决不能在这四个字上有丝毫的疏忽和放纵。因为,如果稍有放纵,一旦变成嗜酒、好色、贪财、纵气,那将会导致当事人的堕落乃至毁灭。君不见,古往今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不知有多少人倒在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上。

应当承认,正确理解和对待“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对于我们全民族和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当前,我们一定要反腐倡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度警惕“酒色财气”的消极影响,努力做到像毛泽东同志生前所教导的那样:“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作者系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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