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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灯下漫笔”系列三,发表于中办《秘书工作》杂志2014年第3期

  

“一袭白袍”与“两袖清风”

 

田永清

 

明朝何良俊所著《四友斋丛说》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叫山云的将军,被朝廷派到广西做总兵(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山云听说广西当时有送礼受贿的风气,就问衙门里一位性情耿直、敢讲真话的老吏郑牢:我是不是该入乡随俗呢?郑牢说:您到广西做官,就如“一袭白袍”,千万不能入乡随俗,不然,“白袍点墨”,就永远洗不干净了(原文为“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山云又问:如果不收礼,当地人不高兴怎么办?郑牢说:朝廷严惩贪官,要杀头你都不怕,反倒怕那些人不高兴?山云觉得郑牢说的有道理,于是严格自律,在广西做了10年清官,廉洁操守始终未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官员,无论有多大功劳、苦劳,如果在廉洁上出了问题,已有的成绩和名誉都将毁于一旦。正因为白袍洁白、洁净、干净,才更易污、易脏、易染。一旦污染,无论再怎么洗,也都难以恢复原样了。

由“一袭白袍”的典故,我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推介的一副对联。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菏泽考察工作时,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是一副讲“官德”的名联,源自河南省内乡县。对联以朴素和通俗的语言,揭示了官与民、得与失、荣与辱的深刻哲理。总书记一引用这副对联,随即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争相传诵、用心领会、努力实践。

据考证,这副对联为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乡知县高以勇撰写。高以勇来自浙江嘉兴,在内乡做过9年知县。他初到内乡上任时,正值清初战乱之后,内乡百姓因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庄稼荒芜,经济萧条。高以勇深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挥毫,写下了这副对联,并悬挂于县衙内的“三省堂”。

高以勇在内乡任职9年后晋升为直隶安州(今河北定州)知州。他一生任州、县官11年,从未携家人至任所。他从内乡至安州,又从安州到户部任江西司员外郎(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离任时,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衣服几本书。他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连灵柩也不能运回,靠朋友亲戚资助才得以归葬。

下面再讲讲于谦“两袖清风”的故事。

明朝重臣于谦,是一位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又是一位廉洁正直的清官,可与包拯、海瑞同垂青史。明英宗时,宦官当政,政治黑暗,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英宗手下有个大太监王振,飞扬跋扈,权倾朝野。朝中大臣要见他,须送白银百两,献上白银千两,才会招待酒食。如此招权纳贿而至于公开议价,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就是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官场氛围中,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也从来不带任何礼物。有人当面向他提出送礼的建议,说即使不送金银财宝,送点蘑菇、手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于谦潇洒一笑,举起两袖说:“吾唯有清风而已!”并赋《入京诗》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

于谦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他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指挥京城军民抗击瓦剌军入侵,为保卫明朝江山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他终不见容于昏君奸臣,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被抄家时,查抄者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独有一间正堂严密封锁,查抄者以为一定藏有金银财宝,结果打开一看,珍藏的原来是明景帝赐予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被害9年后,明宪宗才发出一道诏书,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宅改名为“忠节祠”。

于谦的高风亮节和英雄壮举,不是偶然的。他年仅17岁时,就写了一首千古传诵的七绝《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通过对石灰制作过程的拟人化描绘,表达了于谦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为人清白正直的崇高志向。

诸如山云、高以勇、于谦这样的清官,在封建社会里,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他们尚且能够坚守“一袭白袍”“两袖清风”,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至于现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就无须我这个年逾七旬的退休老兵再啰唆什么了。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想重复于谦《石灰吟》中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

 

(作者系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少将)

                          责任编辑/王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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